从二荣老板兄弟把工厂管理权委托伟叔行使那天起，伟叔与他们的利益之争就随之开始。在这里，经营利润是由香港公司和大陆工厂共同合作实现的，当时外商进大陆工厂来下订单的条件还不成熟，老板就在香港注册贸易公司专门为工厂接订单，香港公司从客户拿到订单后，先切下订单价格的十五个点，用于开支香港公司所承担的产品开发和业务接洽及维持公司运行等相关费用，其盈余部分即为老板兄弟的红利。
这样，伟叔这边工厂拿到的订单价格只是客户价格的八十五个点，用于开支原材料人工能源动力消耗及工厂运行必须的其他各项费用，其盈余部分就是工厂（也可以说是伟叔）的红利。这个分配比例在订单价格高利润厚时，两边相安无事或事不多。但当订单价格不断走低利润日趋变薄时，矛盾也就渐渐产生并不断多了起来。
伟叔代表工厂利益，当然是订单价格越高越好做，管理难度也小，利润也多，在订单流刚从世界其他制造地区流入中国南粤加工区时，订单价格就好了十来年，只要工厂不是管理的太差，接单生产都能赚到钱，有的订单还不少赚。正是看到有钱赚，南粤这地方鞋厂也越开越多，像雨后春笋似的往外冒，终于订单量已喂不饱这么多的鞋厂。工厂之间对订单的争夺日趋激烈，竞争核心手段就是价格战，由此订单价格不断走低，一些狠心的外商也趁机恶意压价，有的竟将订单价格压到工厂成本线以下。即使这样，工厂之间仍在继续争战，油水都让外国公司捞走了。
在订单（价格）争夺战中，二荣老板的香港公司当然跳不出这个圈子去。他所接到的订单也是利润越来越薄，有的明知是亏损的也只有接单，如果不接这订单转身就被别的公司拿走。在这种状况下，二荣老板也不得不先将订单接下来，再从内部找降低成本的办法，以使订单生产经营不亏损或少亏损。
伟叔对订单价格争夺战的激烈程度的体会是隔了一层的，他不直接面对市场客户，对压力的感受肯定不及老板那么直接那么深刻，再加上这几年早已习惯高价格订单生产，根本不愿接受价格纸的订单，现在老板拿来的这些价格低的订单，搞不好就要亏一笔，伟叔就和老板讨价还价，他的理由就是工厂不能接受亏本的订单，这让老板两头为难十分头痛。
老板认为工厂车间的生产成本还是有潜力可挖的，在皮料用量上加以降低控制，也是能使订单不亏损甚到有微利的。老板清楚，这些年来车间生产高价格的订单早形成了惰性，而这种惰性完全不适应变化了市场需要，想要改变这种惰性必须有第一手的成本控制资料才行。这就是他想利用伟叔请假的机会，用个方法得到订单皮料消耗准确用量数据，一是有了这些准确数据，从客户接单时心中更有底；二是也有了对付伟叔讨价还价的底气。
伟叔自然明白老板的用意，他也知道工厂生产过程中是有成本潜力可挖的。但他害怕老板把他管理下的工厂漏洞弄得一清二楚，这影响他的名声，也会让老板觉得他管理不到位而产生复杂想法，这都对他不利。还有，他更不愿意这个潜力的好处被老板挖出来拿去香港公司，要挖也要他自己来挖，挖出好处来当然要归他的工厂才行。所以，他停了我，并没有让老颜停下划线，而是把老颜直接归入仓库管辖，这样订单减下来的皮料就自然地省在仓库里，而仓库是财务部管，财务部当然是伟叔的金库。而他还要按原来的皮料用量与老板在订单上继续扯皮，以保护他这边的利益不减少。
随着时间推移，我也知道伟叔与老板之间的利益之争并不完全为了自己，他还是考虑到工厂多数人的。年底他要从工厂利润中拿出一笔钱来给班组长车间主任部门经理副总发红包，得不少钱花出去。还要拿出几十万元让工人组织年终抽奖和吃年饭，当然也会拿钱打点关系户。在订单价格八五折下，工厂这边就是有利润也是有限的，那些压低价格的订单可能真的就无利或是亏损了的。而工厂用的干部每年都是要加薪的，这些都得工厂自行承担，所以他必须得让他的工厂成本留有一定余地。而不是让这些余地一次性就全部挖掘暴露出来。他的留着慢慢用。虽然两方各有各的算盘，但也各有各的难处，好在都是为了工厂（包括香港公司）这个整体能够得以生存下去。也就难以论说彼此了。
那段时间，我在那工厂啥职务也不是，是一些特殊性因素，让我成了老板和伟叔都想让我帮着他们说话的人。二荣老板说我管厂有经验，要多帮着他们发现工厂管理不到的地方，并把看到问题报告给他。伟叔则说，是我把你收进厂的，是让你来帮我的，你不要总是去讨好老板，老板找你问什么你就装一下傻，不要去表现你很能干，让我不好做事。当他们朝我说这话时，我就很矛盾，不知如何表示才好。又觉得老板这是怎么了，找一个自己都不敢在他面前大声讲话的伟叔来为他管厂，这不是自作自受吗，后来一想也不对，他们其实是一个愿打愿挨，都是心甘情愿的。这事在我就更不能当真了，要谨记的是自己只是来找碗饭吃的，两边都得笑脸相陪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