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上午十点来钟，两个中年男人各提着几只皮鞋和小卷皮料径直走进伟叔那间办公室。从我坐的这里可以清楚看到那儿的情况，此时伟叔并没有在办公室。那两人一进去就把手上提的东西放在老板的桌面上，其中一人在后面一张老板桌前坐下来，另一人则拿了只鞋子出门去了大厅右角的产品开发部。
这两人会是什么人呢，是老板从香港过来了吗？样子与我想象的不一样啊，他们都穿牛仔裤，年纪大一些的上身穿一件格子短袖衫，另一个上身则穿一件白色T恤衫，两人全将上衣扎进裤腰内，光凭这身打扮，老远似乎就能感觉到这二人英气勃发的潇洒气息。我转到前台一问，这二人果然就是香港老板兄弟俩。他们完全颠覆了我脑袋里对香港老板身体臃肿大腹便便形象的定势。
之前我已经听说老板兄弟二人，哥哥被称为二荣，弟弟被称为三荣。二荣生也从小间办公室走出来，奇怪的是，写字楼的文员们对老板来厂几乎没有什么反应，老板从他们身边走过去，没有人主动与老板打招呼，有的甚至都不朝老板看一眼，这个现象让我觉得反常。因为在写字楼，早上见到伟叔或老总，文员们都会主动问一声“早晨”，或至少朝他们点头微笑一下，为什么对老板却连这简单的礼貌也省去了呢。
二荣在大厅才转了一会，很快就注意到坐在厂长办公室里的我，我清楚地看到他脸上露出惊讶表情。他在问他旁边一个文员，那文员朝我这儿看看，对二荣说了些什么，二荣就把目光转向别处了。没一会儿，二荣还是转到我坐的窗玻璃前来了，我下意识地站了起来，以为他会找我问话，他只是皱着眉头隔着玻璃近距离朝我盯了二秒钟就转身向别的地方去了。从他的眼神里显然看出，我坐在这儿这件事他事先是不知道的。
二荣走回小间办公室，这时伟叔也从外面办事回来了。伟叔把他的椅子转向二荣，朝二荣说事情。从坐的姿势来看，伟叔在二荣面前还是毕恭毕敬的。这时三荣也从开发部回到老板办公室，他没有坐下，一直站着，手里拿一只鞋不停地扭来扭去，大概是试鞋子手感如何。好像并没有参与到伟叔和二荣的谈话中来。
伟叔和二荣老板谈了许久，差不多快到中午下班时间了，伟叔起身朝大门这儿前台招手，一个小姑娘很快跑过去，又很快跑回来，跑到我坐的门口，说，“伟叔说老板叫你过去。”我赶快起身朝伟叔办公室走去，二荣老板却从里面走出来推门进了隔壁的一间样品室。我进了伟叔办公室，问，“您找我？”“嗯，刚才老板问你的事，他要和你谈谈。就在隔壁，你过去吧。”“老板会找我谈什么呢？”我有些担心地问。“不要担心，你是我招进来的，他不会对你怎么样。”
我出来，推门进了隔壁房间，二荣生坐在一张桌子后面，桌子前面也有一张椅子，他指指椅子让我坐下。“可识讲白话？”他浓重的香港白话，我头一大，一个字没听懂，木然地看着他。“识不识讲白话？”他有意说得很慢，我这才勉强听明白了。我赶快摇头，一时竟忘了用普通话回答他，喉咙好像被施了魔咒，不听使唤了，完全发不出音来。他又很费力的说了一句，大概意思是请我原谅他实在不会说国语。我还是没办法发音说话，因为我怀疑他也听不懂普通话，说也是白说，我就像僵在那儿。二荣老板无奈地摇摇头，又开始费力说话了，意思是他能听懂国语，让我说他听。当明白他这个意思，我紧张的身体放松下来，就这么一会儿我紧张的连后背的衣衫都汗湿了。倒不是怕老板，完全是语言障碍造成的。
我讲他听。我讲什么呢？他又想听什么呢？他又在问了，“你懂管理？”这句虽是白话发音，但我却听得明白了。二荣老板极力想用国语与我谈话。有了这个问我也就好开口了。“我以前也是管工厂的，懂一点。”“你说说我这个工厂管理怎么样？”不愧是香港老板，才说几句，他竟能用我基本听懂的发音来谈话了。“我觉得管得不错。”我回答。“你没说真话？”他说。“真是管的不错。”我仍是这样说。“我们香港人不喜欢听恭维话。”他说。“不是恭维话，真是管得不错。”“哪你就是没见过管得好的工厂。”他说。
毕竟这样谈话太费力，二荣老板觉得他很难再用国语与我谈下去，就说，“你把工厂改进意见写出来给我。”“今天就交给您吗？”我问。“下周我来工厂，你要交给我。你不要说好话，我不听你说好话。”他又强调。由于语言障碍，谈话也就这样结束了。不过，就是没有语言障碍，我也不能当时就夸夸其谈工厂管理不好。伟叔就在隔壁坐着，工厂是他管的，我敢隔着薄薄的板墙说他管得不好吗。二荣老板让我写给他，其实也是有这种考虑的。
等我从样品室出来，写字楼的人已经下班吃午饭去了，伟叔办公室的灯也关了，他已经先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