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文明回到临海屯的前三天，一切都还算太平无事。
他先后会见了，南湖屯的千户曹瑞和上虞屯的百户韩天。
曹瑞和萧文明的关系很好，韩天则同萧文明发生过一些龃龉，不过也没什么实质性的矛盾——眼下一场风波眼看就要席卷而来，这一点点小小的矛盾，便也无足轻重了。
这两处军屯所所在的吴江县和虞山县，是同萧文明的临海屯直接相邻的两个地方，起到了屏障和缓冲的作用，萧文明必须和他们搞好关系。
除了他们之外，萧文明还见了东山村的渔民何荣。
打听下来才知道，何荣同洋湖对岸的何家村，也是颇有一些渊源的，他与何家村里的不少村民，还能论上五服之内的叔伯兄弟。
这样，同何荣就更好说话了。
于是萧文明就多给了一些营养，让他们多派出一些人手，除了让东山村的渔民继续把控住洋湖沿岸的局势之外，再派人在长江边上巡弋，一旦发现有异常情况，就要立即通知萧文明。
这一部署，是针对着长江以北的黑旗军的。
至于港口那边，萧文明判断眼下这个局面，有谁能够在海上向萧文明发起进攻。
就算这个判断发生了失误——真的有人具备大规模海上登陆的能力，那这个人的实力就远远超过萧文明了，想要防守也没有用。
于是萧文明只下令加强港口的守备——从海上来的人禁止离开港口，海港工作人员之外的其他闲杂人等也一律禁止进入港口——来他一个双向隔离，尽可能地将风险隐患控制在最小限度。
等到第三天，新的情况终于发生了。
据南湖屯千户曹瑞来报：在吴江县南边，突然来了不少流民。
吴江县也属于苏州府辖下，同样是个十分富庶的地方，有受灾的灾民千里迢迢过来乞食，其实并不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
然而奇就奇在这些灾民操的都是，比苏州更南方的口音——要么是闽南音，要么是客家话——说这两种方言的毫无疑问就是从福建来的。
福建虽然富庶比不上苏州，却是一个不太可能会饿死人的地方。
因为那里其气候炎热，粮食产量要比江南更高，只是因为其山地地形要比江南道更多一些，所以有些生活在山区的百姓生活要略微困苦一些。
但是住在山里，也有山中的野兽可供狩猎，杀出来的肉可以充饥、剥下来的皮毛还能卖钱，日子也不至于过不下去。
至于沿海的地方还可以打渔或者从事海外贸易，无论如何都是饿不死人的。
然而就是这个地方突然来了流民，就显得格外的可疑了。
要是放在平时，萧文明会向董婉青打听一下情况，因为董家是福建泉州市舶司副提举，福建那边的事情没有比他们家更清楚明白的了。
然而现在董婉青也回家去了，消息便也就无处打听了。
不管这些流民是不是真的遭了难，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不安定因素，萧文明是不得不加以干预的。
因此这件事情虽然是吴江县的事情，但是萧文明依旧拉着临海县零牛庆东一道，跑到乌江县去，专门同当地的官员商量处置流民的事宜。
商量下来，决定由吴江县主要负责安置流民，而安置的地点就选在洋湖当中、东山岛旁边的一座孤岛上。由萧文明出钱，在岛上新建若干房屋帐篷，并且每日运送粮食，就在岛上赈济流民。
上岛的流民，除了返回本乡本土之外，一律不得离开小岛，否则格杀勿论。
至于岛上流民的日常事务，吴江县只派几个书办衙役进行管理，具体事务则由流民从自己人里推举出办事牢靠、德高望重的耋老负责处理。
而东山岛的渔民则在小岛附近进行警戒，防止岛上的灾民制作小舟、竹筏偷偷跑到岸上。
这样，既能妥善安置流民，又可以防止他们聚众闹事。
就算他们闹了事，也掀不起什么大浪来——就是把这座小岛给踩平了、踩沉了，也最多沉到洋湖里去喂鱼，根本就碍不到吴江县和临海县的事。
就这样，在小岛上聚集的流民越来越多，几天功夫就从一开始的几十人，变成了数百人，还好整座岛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密密匝匝地至少也能住个上万人——挤是挤了点，但是大家都是过来逃难的，不可能人人都住别墅，大家凑凑合合地聚在一起，能保个平安温饱就已经很不错了。
萧文明也曾叫来几个流民当中的代表询问情况，想要问问他们为什么好好地在自己的家里不呆了，偏要北上跑到吴江县来。
然而问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
福建那里今年的收成虽然不好，但也不坏，半饥半饱地填饱肚子问题不大，既没有发生地震洪水之类的灾害，也没有发生大的战乱。
只是听说本地即将遭遇大变，所以大家就一股脑地逃了出来，不管是真是假，先保住性命再说。
如果让他强行解释成一种集体无意识行为，倒也并不是完全说不通的。
中国古代历史上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因为一件完全没有缘由根据的小事，以讹传讹、越传越大、越传越广，就会引起一阵难以控制的风波，直到引起朝廷的注意，然后各级官员上纲上线、层层加码，报到皇帝那边就是一起谋反的大案，最后颗颗人头落地——有冤的、没冤的、冤大的、冤小的，死了一大片，事情最终以悲剧为结尾……
但是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行为，看似是随机产生的，但背后也往往有其必然的原因，或许是某些尚不为人知的阴谋正在慢慢发酵。
就算没有这样的阴谋，也至少说明朝廷、官府对社会管理能力的大幅度下降。
自从年前野驴岭一战溃败以后，大齐朝廷就陷入了兵、钱两荒的境地。
一方面，朝廷为了应对北方戎羌的压力和威胁，不得不重建军队、重建国防；另一方面朝廷财政吃紧，其实并没有那么多钱可以投入军事，因此朝廷上下弥漫在一种普遍缺钱的状态当中。
为了搞钱，皇帝甚至特旨允许萧文明可以同倭国通商，要是在国库充盈的时候，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但为此，萧文明每年贡献给朝廷的三万两银子，也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朝廷收入的真正大头还是在农业税上。
皇帝也曾想过增加田税用于充实国库，但是朝廷里现在倒还有几个脑子清醒的官员，坚决表示反对，理由也很充分：因为现在大齐国上下，土地兼并已到了十分酷烈的程度，大量的土地集中在豪强市身手里，朝廷想要加田税，他们自然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可以避税。
最简单的一个就是虚报土地、瞒报土地，报的土地少了，交的税自然就少了。
这种行为，按理说地方官员是要查处惩罚的，但是这些地主豪强大多同官服有勾连，甚至和当地官员穿一条裤子——就好像徐世约这种——官府非但不会查处惩罚，有时候甚至还会帮着隐瞒。
然而朝廷征税指标下达之后，每个地方应当征缴的税收数额是确定的，既然没有办法从真正掌握土地的地主豪强手里征税，那就又只能将征税的目标瞄准小民百姓了。
这样一来，原本皇帝好心或许只增加一成的田税，到最后执行的时候，落到每一个农民的头上，就变成增加十成的税了。
这还是在当地官员相对清廉，没有动外脑筋去克扣、侵吞交上来的税款的前提之下……
普通百姓现而今就已经挣扎在生存的边缘了，要是再增加天赋，他们就活不下去了！
活不下去，也不能躺平等死，只能起来造反了！
造反就需要派兵镇压，派兵镇压就需要花钱，花钱就又要从百姓头上抽税，如此这般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不知道有多少王朝是毁灭在这种恶性循环之中的……
不过眼下大齐朝的朝廷里倒还颇有几个有识之士，皇帝也并不是完全听不进意见，因此几番斟酌下来，加税的事情就暂时免了，政策改为追缴之前地方拖欠朝廷的税款。
这是一记狠招，乃是当朝宰相楚老相公替出来的。
名义上并不像老百姓增加赋税，而是要各地的官员，将历年来应当缴纳给朝廷而没有完全缴纳的部分补齐了，同小老百姓并没有关系。
并且皇帝下达圣旨的时候，还特地拖了一句：地方亏空朝廷税收，既有中枢六部监察不严的职责，也有地方官员消极懒政的原因，与百姓并无关系，补齐税款不能向百姓摊派盘剥，违者也要严惩！
这条旨意就下得很高明了。
欠国库的税款，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积攒下来的，数额有时候要超过一个地方好几年的田税，当地的官员又没有聚宝盆，从哪里变出这么多银子交给朝廷？
到时候，还是只能想办法从下面捞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