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清心说：“太后娘娘，怎么还不来，劳烦上官大人，去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事情，陛下忘了我还在这里等着呢？”
上官婉儿见杨清心这样着急，而且这太后娘娘，到现在怎么还不露面呢？把人家杨大人放在这里还真是等的时间有点久了。
上官婉儿笑道：“杨大人，我说就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不是啊，太后说不来的话我再回来告诉你……”
杨清心笑道：“那就多谢上官大人了……”
武则天（624年－705年12月16日[1]），自名武曌（zhào）[2][3]，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正统女皇帝（690年－705年在位），也是即位年龄最大（67岁）、寿命最长的皇帝之一（82岁），与汉朝的吕后并称为“吕武”。
武则天为荆州都督武士彟次女。十四岁时进入后宫，为唐太宗才人，获赐号“武媚”。唐高宗时封昭仪，在“废王立武”事件后成为皇后，上元元年（674年）加号“天后”，与高宗并称“二圣”，参预朝政。高宗驾崩后，作为唐中宗、唐睿宗的皇太后临朝称制。
显庆五年（660年）十月，李治风疾发作，头晕目眩，不能处理国家大事，于是让武则天处理朝政。然而也让武则天和李治出现了裂痕，也导致了武则天差一点被废。
龙朔元年（661年）正月，武则天请禁止天下妇女为俳优之戏（指演滑稽戏的艺人），李治采纳并下诏。四月，李治欲亲征高句丽，在武则天及群臣劝谏下才作罢。
武则天最初能“屈身忍辱，奉顺上意”，故而李治力排众议，坚持立她为后。待到武则天得志后，“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李治不胜其忿。麟德元年（664年），宰相上官仪请求废后，李治亦以为然，即命上官仪起草废后诏书。左右侍从及时奔告于武则天，武则天立即到李治面前自诉，使其“羞缩不忍，复待之如初”。李治又担心武则天怨怒，因此哄骗她说：“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从此每当李治理政，武则天便“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
由于李治在位时期国力昌盛，武则天积极劝其封禅泰山。封禅时本应先由皇帝初献，公卿亚献。但武则天认为，封禅为祭地之仪，由太后配享，彰显后土之德。所以她要自己充当亚献，好孝敬自己的婆婆，李治应允。于是麟德二年（665年）十月，李治率文武百官、扈从仪仗，武则天率内外命妇，从东都紫微城出发，前往泰山封禅。车乘连绵数百里，随行的还有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倭国、新罗、百济、高句丽等国的首领和使节。
武则天开凿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油画
咸亨三年（672年）四月，武则天以两万贯脂粉钱，命人根据自己的形象在洛阳龙门石窟雕刻卢舍那大佛。此工程历时三年九个月完。
上元元年（674年）八月，李治称天皇，武则天称天后。十二月，武则天上建言十二事，被李治悉数采纳，下诏颁布施行。武则天重视农业生产，规定各州县境内，“田畴垦辟，家有余粮”者予以升奖；“为政苛滥，户口流移”者必加惩罚。她所编农书《兆人本业》，颁行天下，影响很大。而武则天执政期间，其宗教政策以尊崇佛教为主。
上元二年（675年），李治所患的风眩症愈加严重，便与大臣们商议，准备让武则天摄政，因宰相郝处俊劝谏，这才暂时停议。武则天得知后，就召集了大批文人学士，大量修书，先后撰成《玄览》、《古今内范》、《青宫纪要》、《少阳正范》、《维城典训》、《紫枢要录》、《凤楼新诫》、《孝子传》、《列女传》、《内范要略》、《乐书要录》、《百僚新诫》、《兆人本业》、《臣轨》等书。且密令这批学者参决朝廷奏议，以分割宰相的权力，被当时的人称作“北门学士”。同年，太子李弘病逝，李治改立自己与武则天的二子李贤为太子。
武则天·蒙汉良篆刻
调露二年（680年），李贤因谋逆罪被废为庶人，流放巴州。因此，李治又立武则天第三子李显为太子。
永淳二年（683年），李治驾到奉天宫，当时武则天从封泰山以后，劝李治封禅中岳。李治因患病而终止。不久，李治命李显代理国政，宰相裴炎、刘齐贤、郭正一等人协助理政。李治从奉天宫回东都，病得很厉害，宰相以下大臣都不能晋见。同年十二月，李治驾崩于紫微宫贞观殿，临终遗诏：太子李显于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能裁决者，由天后（武则天）决定。四天以后，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尊武则天为皇太后。
打击门阀，扶植庶族，发展科举
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以后，把反对她做皇后的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逐出朝廷。这对于武则天来说，是杀鸡儆猴，但这些关陇集团和他们的依附者，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既得利益的保守力量。把他们赶出政治舞台，标志着关陇集团从北周以来长达一个多世纪统治的终结，也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76]
武则天同时还通过各种途径扶植庶族地主官僚，从庶族地主中搜罗更多的人才，扩大其统治基础：
一、由朝廷派遣存抚使到全国各地搜罗人才，送到京城，由皇帝亲自考试，这就是制举、策问，如《大唐新语》所载：“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洛城南门，亲自临试。”[77]成绩优异者，不拘资格，破格录用，任以要职。
二、下令“内外文武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准许官吏、百姓自荐，以免荐举有所遗漏。
三、进一步发展以乡贡（贡举）为主的科举制度，不仅科目增多了，录取人数也大为增加，平均每年录取人数，比起贞观年间增加一倍以上；而且还首创殿试制度，如天授元年（690年）二月，“太后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另外，长安二年（702年），还“初设武举”，扩大了选官范围。
武则天选官范围广泛，不免有滥竽充数；但确实选拔了不少贤才，如《新唐书》所说：“太后不惜爵位，以笼络四方豪杰自为助，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至不称职，寻亦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材真贤。”这些贤才不仅是当时加强武则天统治的重要支柱，其中有些人还是后来辅佐玄宗“开元之治”的名臣贤相，如姚崇、宋璟等。武则天一朝号称“君子满朝”，娄师德、狄仁杰等着名的贤臣均在其列。陆贽说：“（太后）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旋黜，才能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助。”
此外，武则天在同高宗共同执政时，还下诏修订《氏族志》，更名为《姓氏录》，更加明确规定“皇朝得五品者皆升士流”，进一步打击了旧门阀士族，提高了庶族官僚的地位，因而中唐以后出现“冠冕皂隶，混为一谈”的情况；特别是自安史之乱以来，有不少平民出身的士卒因军功得授五品官以上官秩，上升为士族，于是从前士庶之间严格界限便逐渐消失，凡是姓郑的都自称荥阳郑氏，姓李的都自称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无从辨别其为旧士族还是新士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