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瓦蒂埃先生是一位杰出的预言家，事态急速变化，一如他预见。尽人皆知，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卷土重来，此举奇而又奇，神乎其神，自不待言前无古人，恐怕也是后无来者。
对这一猛烈的打击，路易十八只是虚张声势，软弱无力地抵抗了一下：他对人民原就缺乏信心。这个王国，确切地说是这个王朝，刚刚由他重建起来，整个建筑物是由旧偏见与新思想构成的，基础极为不稳固，上下摇摇欲坠，只要拿破仑推一把，就会即刻倒塌。由此可见，维尔福所赢得的国王的感激，此时非但无用，反而有害，而那枚四级荣誉勋位的十字勋章，虽然德·勃拉加斯先生遵照国王的吩咐，派人小心翼翼地给他送去了荣誉勋位证书，但他还是多了个心眼，没有佩戴。
诺瓦蒂埃凭着他所冒的风险和所出的力，已经成了百日王朝烜赫一时的人物，没有他的保举，拿破仑肯定要免除维尔福的职。一切正如他所许诺儿子的那样，这位一七九三年的吉伦特党人，一八〇六年的参议员，保护了这个在不久前曾保护过他的人。
帝国正在还魂，不过它的再次倾覆也不难预见；这段时间里，维尔福的全部权力只是局限于把唐泰斯几乎要大白于天下的秘密掩盖住。
只有检察官一人被解职了，他被怀疑与拿破仑的主张貌合神离。
帝国统治刚刚重新确立，皇帝刚刚住进路易十八离开的杜伊勒里宫，他就在小书房里向四处发号施令，矛盾百出，至于这间书房，我们先前已经随着维尔福走进去后向读者作过介绍了。在书房的桃木心制的小桌子上，他还发现了路易十八留下的那半空的鼻烟盒还敞开在那里。就在这时，在马赛，不管官员们态度如何，老百姓已经感到南方始终未被扑灭的余烬重新燃起了。人们包围闭门不出的保王党人，追逐敢于出门的那些人，从而引起街头冲突，诸如此类的推推搡搡，吵吵闹闹的做法，几乎已难解报仇之渴了。
时过境迁。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可敬的船主莫雷尔先生，他是站在人民这一边的。但他就如那些勤俭持家、慢慢积攒点钱的生意人那样，向来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相比之下，他被那些比他激进得多的狂热的波拿巴分子称为“温和派”，因此，他是不会飞黄腾达的。但是，不管怎样，在这个时期，相对而言，也该轮到他理直气壮，大声疾呼了。他提出的要求我们很容易就会猜到，是与唐泰斯有关的。
维尔福虽然上司倒台，但他本人却岿然不动，他的婚约仍然算数，只是婚事暂缓，以等待一个有利的时机。假如皇帝在宝座上坐得稳，那么他就另议婚事，自然有他父亲为他操办。假如波旁王朝再次复辟，路易十八重登王位，那么他和圣·梅朗侯爵以及他本人的势力就会大增，这桩婚事则更显门当户对了。
代理检察官暂时成为马赛的首席法官。一天上午，仆人推门进来，禀报说莫雷尔先生来访。
如果换做另一个人，也许早已经去接见船主了。但维尔福不是这样的人，他精明能干，他知道这样做等于是在向对方示弱。所以，虽然他并没有别的客人，但他仍让莫雷尔在外客厅里等候，理由很简单，只因代理检察官总是要叫每个人都等候一下的，读了一刻钟的报纸以后，他才吩咐请莫雷尔先生进来。
莫雷尔先生原以为维尔福会垂头丧气的，但他发觉维尔福与六个星期前毫无二致，换句话说，镇定、稳重、冷漠而彬彬有礼，这是有教养的上等人和平民之间一道最难逾越的鸿沟。
他走进维尔福的书房，满以为这位法官一见到他就会吓得发抖，不料面对这位双肘伏案、目光询问的人物，他反而不寒而栗。
他在门口站住。维尔福注视着他，似乎一时还不能把他认出来似的。相互间在数秒钟的相持和默视之际，可敬的船主把他手中的帽子翻来又转去，尔后，维尔福才说道：
“我想您是莫雷尔先生吧？”
“是的，先生，是我。”船主答道。
“过来吧，”法官像赐恩似的摆一摆手说，“说说看，您来找我有何见教？”
“您一点也没猜出来吗？”莫雷尔问。
“不，完全猜不到；但这并不妨碍我让您满意，如果我能办的话。”
“事情完全取决于您，先生，”莫雷尔说。他渐渐恢复了自信心。
“您还记得吧，在得知皇帝陛下登陆消息的前几天，我来求您宽大处理一个可怜的青年人，他是我船上的大副，如果您还记得，他被指控和厄尔巴岛有关联；这种关系在当时算作罪名，而如今则是功劳了。您当时为路易十八效劳，不能庇护他，那是您的职责。而如今，您定是为拿破仑效劳，就应该保护那青年，这同样也是您的职责。因此，我来问问那个青年人的情况。”
维尔福竭力控制住自己。“他叫什么名字？”他问道，“把他的姓名告诉我。”
“爱德蒙·唐泰斯。”
显而易见，维尔福宁可与人决斗，离二十五步远挨一枪，也不愿听人当着他的面提出这个名字。然而，他依旧面不改色。
“唐泰斯？”他重复了一遍，“爱德蒙·唐泰斯？”
“是的，先生。”
维尔福翻开旁边格子上的一大本登记册卷，又去查一览表，然后再查档案，这才转身，极其自然地问莫雷尔：“您敢肯定没弄错吗，先生？”他以世界上最自然的口吻说道。
莫雷尔先生若是精明些，或者了解这个案件的一些真相，那他就会觉得代理检察官的行为实在古怪：维尔福何不打发他去问典狱长和省督，去查囚犯花名册，而要这样亲自答复根本不属于他的职权范围的问题。然而，莫雷尔怎么也看不出维尔福有惊惧之色，他认为这种殷勤的态度，既然不是做贼心虚，那只能是谦恭和易了。维尔福这招果然奏效。
“没有，先生，”莫雷尔说，“我没有弄错；再说，我认识这个可怜的孩子已经十年了，四年前他就开始为我做事。您还记得么，六个星期前，我来请求您对这个可怜的孩子仁慈些，就如今天我来请求您对他公道一些一样；您那时接待我的态度相当冷淡，答复我时凶声凶气的。啊！在那个年头，保王党人对波拿巴分子当时是非常严厉的。”
“先生，”维尔福答道，“我当时是一个保王党人，因为当时我以为波旁家族不仅是王座的合法继承人，而且是国人所拥戴的君主。但皇帝这次奇迹般地复位证明我是错了，只有万民所爱戴的人才是合法的君主。”
“这就对了，”莫雷尔大声说道，“我很高兴听到您这样说，我相信可以从您这番话上得到爱德蒙的喜讯。”
“等一等，”维尔福一边说，一边翻阅一宗档案，“有了，他是一个水手，而且快要娶一个年轻的加泰罗尼亚姑娘了。我现在想起来了，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案子。”
“怎么回事？”
“您知道，他离开这儿以后，就被关到法院的监狱里去了。”
“那么后来呢？”
“我向巴黎打了个报告，把从他身上找到的文件附送去了。您该明白，这是我的职责。过了一个星期，他就被带走了。”
“带走了！”莫雷尔说，“他们把那个可怜的孩子怎样了呢？”
“哦，他大概被送到费尼斯德里、皮涅罗尔或圣玛格丽特群岛去了。您一定会在某一天看到他回来再给您当船长的。”
“无论他什么时候回来，那个位置都给他保留着。但他怎么还不回来呢？依我看，依波拿巴分子法院最关切的事，就该是释放那些被保王党法院关进监狱里去的人。”
“别太轻率地断言吧，亲爱的莫雷尔先生，”维尔福答道，“任何事都得按法律程序办。监禁的命令来自上面，因此释放的命令也应该自上而下。拿破仑复位还不到半个月，那些进行平反的公文大概也才发出去。”
“但是，”莫雷尔说，“现在我们得胜了，难道就没有办法加快手续程序吗？我有几个朋友，有一些影响，我可以得到一张撤销逮捕令的公文。”
“根本就没什么逮捕令。”
“那么，在入狱登记簿上勾销他的名字。”
“政治犯是不登记的。有时，政府就是用这种办法来使一个人失踪而不留任何痕迹的。入了册就有据可查了。”
“波旁王执政时，或许是那样，但现在……”
“任何时代都是如此，我亲爱的莫雷尔，朝代一个接一个地换，但实质上是大同小异的，从路易十四那个时代就开始这样了。皇帝对于狱规的管理比国王更加严格，监狱里不登记姓名的犯人多得不计其数。”
如此合情合理的解释不能不动摇莫雷尔的信心，他甚至没有半点怀疑。
“那么，维尔福先生，”他说，“您究竟能给我什么忠告，来促使可怜的唐泰斯早日归来呢？”
“只有一个，先生，向警务总监写请愿书。”
“哦！先生，我们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他每天都要收到两百封请愿书，但他还看不了四封。”
“不错，”维尔福又说，“然而，一份由我批示，并由我直接呈送的请愿书，他就会看的。”
“您会亲自负责把这份请愿书送到吗，先生？”
“当然。唐泰斯也许在当时是有罪的，但目前他是无辜的。我以前把他投入监狱是我的职责，现在使他重获自由同样是我的职责。”
这样，维尔福就避免了一次调查的危险，一经查究，他可就完了，这虽然并不一定会成为事实，但却是很有可能的。
“可是我怎么去对警务总监说明？”
“到这儿来，”维尔福一边说，一边把他的座位让给了莫雷尔，“我说，您写。”
“真的由您费心来办吗？”
“当然啰。别浪费时间了，我们已经浪费得太多啦。”
“是的。想想那个可怜的青年人还在那儿等待着，在那儿受苦，或许在那儿绝望了呢。”
一想到那个犯人在死寂和黑暗种诅咒他，维尔福就不寒而栗，但他走得太远，难再退缩，只能将唐泰斯置于他野心的齿轮中轧得粉碎。
“我等您讲，先生。”船主坐到维尔福的座位上，拿着一只鹅毛笔说道。
维尔福口述了一封措辞美妙的请愿书，他在里面夸大了唐泰斯的爱国心和对波拿巴分子的功劳。以致唐泰斯简直成了使拿破仑卷土重来最出力的一名活跃分子。据推测，一看到这份函件，警务总监会立刻释放他的。请愿书写好了，维尔福把它朗诵了一遍。
“成了，”他说，“其余的事交给我来办好了。”
“请愿书很快就送去吗？”
“今天就送出去。”
“由您批署？”
“证明您的请愿书内容属实，这是我很乐意做的事。”维尔福说着便坐了下来，在信的末端签上了字。
“还要做什么别的吗？”莫雷尔问。
“去等着吧，”维尔福回答，“一切由我来负责好了。”
有了这个保证，莫雷尔便抱着希望，告别了让他满意的维尔福，跑去告诉唐泰斯老爹，说很快就可以看见他的儿子了。
维尔福却并没有履行诺言把信送到巴黎去，而是小心地把那封现在看来可以救唐泰斯但未来却极易危害他的请愿书保存了起来，以等待那件似乎并非不可能的事情的发生，即二次复辟。
唐泰斯被囚在伊夫堡的地牢里，既听不到路易十八宝座翻倒的巨响，也听不到帝国倾覆更为巨大的轰鸣。
维尔福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在人称“百日王朝”的帝国东山再起的短暂时期，莫雷尔两次前来催问，坚持要求释放唐泰斯，而两次都让维尔福用许诺搪塞，用希望给安抚了。终于，滑铁卢一战，再定乾坤。莫雷尔不再来了。这位船主为营救他的年轻朋友，已经尽了他的全力，到了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时期，为此再行活动非但徒劳，而且会牵连自己。
路易十八又重新登上了王位。在马赛能引起维尔福内心愧疚的记忆太多了，所以他请求并获准了调任图卢兹城检察官一职，两星期后，他就和蕾妮结婚了，岳父在宫廷里比以前更显赫了。这就说明了在“百日王朝”和滑铁卢战役以后，唐泰斯为什么会依旧被关在牢里，好像上帝已把他忘了似的，但实际上人们并没有忘记他。
唐格拉尔很清楚他给了唐泰斯那一击是多么厉害，他像所有做贼心虚但又在日常生活里耍点小聪明的人一样，诿称这是天意。当拿破仑回到巴黎以后，唐格拉尔害怕极了，唯恐唐泰斯会随时来复仇，于是他便把自己希望出海的想法告诉了莫雷尔先生，得到了一封介绍信，把他介绍给了一个西班牙商人，三月底就到那儿去供职，那是在拿破仑回来后的第十一二天。他当时离开马赛后去了马德里，此后就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
费尔南却一无所知。唐泰斯不再碍眼，这是最主要的一点，至于唐泰斯遭遇如何，他也根本不想打听。在情敌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他一心考虑对策，想如何蒙骗梅尔塞苔丝相信唐泰斯被捕的原因，又想如何诱拐她并远走他乡的计划；有时心头实在烦闷，他就坐在法罗湾的顶端，从此处可以同时看清马赛和加泰罗尼亚人的村落，他像一只猛禽，悲伤而木然地看着，以为从其中的一条路上，会看见那个英俊的年轻人潇洒倜傥、高昂着头回到家门，对费尔南来说，此人就是疯狂报复的使者。于是，费尔南便横下一条心：一枪把唐泰斯打死，然后自杀。心想这样就可以掩盖这种暗杀行径。但是，他这是欺骗自己；那个人始终抱有希望，是绝不会自杀的。
在此期间，帝国经历了许多痛苦的波折，终于动员最后一批兵力：皇帝大声疾呼，号召所有能拿动刀枪的男子出国征战。费尔南也不例外，他要离开自己的木屋和梅尔塞苔丝，但忧心深切，深恐他的情敌随后回来，娶走他心爱的姑娘。
如果费尔南真想自杀，那么他在辞别梅尔塞苔丝之际就该动手了。
他对她的关心、对她的不幸所表示的同情，以及对她无微不至的关怀，这一切同自我奉献的各种姿态一样，终能感动高尚的心灵。梅尔塞苔丝始终喜爱着费尔南，对他怀有各种深厚的情谊，而这种情谊又增添了一份感激之情。
“哥哥，”她把行囊挂上他肩头的时候说，“你要自己当心一点，因为如果你再永远离开了我，那我在这个世界上就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人了。”这些话在费尔南心中注入了一线希望。如果唐泰斯不回来的话，总有一天，梅尔塞苔丝也许就是他的了。
现在只剩下梅尔塞苔丝一个人孤零零地来面对这从未如此荒凉的大平原，和从未如此一望无际的大海了。她天天以泪洗面，人们看见她有时不断地在加泰罗尼亚人住的这个小村子周围徘徊，有时看见她一动不动地像一尊石像似的站着，呆望着马赛；又有时看见她坐在海边，倾听那如同自己的哀愁那样永恒的海的呻吟，她常常自问，是否应该让自己投入海洋那无底的深渊里，也许这样可以比忍受如此焦灼的等待更好一些。
她有这样做的勇气，但她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她的宗教观念帮了她的忙，救了她的命。
卡德鲁斯与费尔南一样应征入伍了，但他比费尔南大八岁，而且他已经结婚，只是第三批才入伍，所以仅被派去驻守边疆。
老唐泰斯一直是靠希望支撑着的，拿破仑一倒，全部希望都成了泡影。在和他的儿子分离五个月以后，几乎也可以说就在他儿子被捕的那一刻，他就在梅尔塞苔丝的怀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莫雷尔先生不仅负担了他的全部丧葬费，还把那可怜的老人生前所借的几笔小债也还清了。
这样做光是凭大慈大悲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勇气。当时南方正熊熊扰攘，像唐泰斯这样危险的拿破仑分子，他父亲纵然要死在床上，谁去救护也得担着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