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衍武正为今后的事情苦思无方，事情恰恰就有了转机。当看到菜市口电影院门口如潮人海之后，一个想法迅速在他脑中出现——倒电影票啊！
于是他马上就顺势跟“小雷子”提出来，想在菜市口电影院做这个生意。
当彻底弄明白洪衍武的意思后，本来被吓了一跳的“小雷子”，心里戒备却瞬间消除，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下来。而且说实话，他还挺欣赏洪衍武这份儿灵感的。
只不过另一方面，毕竟电影票的价格太低了，即使加价毛八分的卖出去，又能获利多少？再说，还有可能卖不出去，砸手里多少张就是赔多少张的钱啊！
所以“小雷子”认为，靠这个或许能赚点儿小钱，但要想养活三十来口子人，恐怕是相当困难的。
那么，在洪衍武随后提出可以给他分一些利润的时候，他就彻底当成了笑话来听。不仅非常大方地推辞掉了，而且还半开玩笑地说，如果洪衍武他们今后挣得钱还不够吃饭的，随时欢迎来找他蹭饭。
对此，洪衍武则笑而不语，只是亲热地拍了拍“小雷子”的肩膀。
确实，如果现在他现在跟任何人说倒卖电影票能赚到钱，肯定都会遭到嘲笑，说他脑子有病，或者说得委婉一点，这家伙吹牛。
这可就是眼光与见识，相隔一世的差距了。
这个年代，人们几乎可以说完全没有任何商业与经济领域的常识。还没有人懂得薄利多销，积少成多的道理。
这一点，恐怕要到尹盛喜靠在前门卖几分钱的“大碗茶”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商贸集团，大家才会搞明白
这个年头，更没有人了解什么投机理论。不懂得超常利润只有在需求与供给不对等的情况下才会产生。
这一条，也只有当日后实行价格双轨制，“官倒儿”盛行的时期，广大人民才会清醒地认识到。
实际上，这门生意在洪衍武看来，简直可以与在滨城倒卖海参相媲美，绝对是一座潜力无限，有待挖掘的金矿！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一门好的生意，主要就是由两个方面构成的。首先是市场规模，其次就是需求与供给关系。市场规模庞大，需求多、供给少当然是最美好的状态，而相反就是最糟糕的情况。
说白了，也就是物以稀为贵，一个最简单不过的投机理论！
那么电影票又符合不符合这种情况呢？
当然符合！而且是再符合不过的了！
实际上，如果从市场规模来看，以1977年为例，据统计，当时京城的常住人口是八百七十一万人。可当年全年观影人数，就达到了两亿六千三百八十三万余人次。
计算起来，这就等于京城所有人平均一年要观影三十三次，可见这是一个有着多么庞大且旺盛的市场！
如果再从需求一方来说，当年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是极为匮乏的。
在过去那个时代中，看电影是人们生活中，除了阅读和听广播之外，主要的精神娱乐方式。不但学生爱看电影，家庭妇女爱看电影，各单位职工爱看电影。小青年谈恋爱也爱在电影院。
现在的人们已经很难理解当年人们对电影的喜爱和热情。如果你身边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亲人朋友，只要询问他们当年对于看电影的感觉，大多都会得到这样的回答。
“如果知道有电影看，那么一起床就会觉得是个好日子”，又或是“小时候进了电影院，就跟进了天堂似的”。
这话听起来有些夸张，可这就是事实。如果不信，从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细节中就能得到证实。
当年的人们对电影台词简直到了烂熟于心的地步。每个人都如饥似渴地吸收电影里的人物性格和只言片语，谁要不懂，就没法跟大家相处。
最流行的台词，像“让列宁同志先走”（《列宁在1918》）、“我胡汉三又回来了”（《闪闪的红星》），至今还大有人在说。
其他如“下吧，下他七七四十九天，我才高兴呢。”（《战洪图》）、“天灵开，地灵开，妖魔鬼怪快离开。”（《森林之火》）、“冲上去的，赏三两大烟土！”（《突破乌江》）、看在党国的份上，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南征北战》）……这些也都成了人们生活里的常用甚至必用的语言。用在特定的语境中，没有人听不懂。
就连人们的外号，也尽是取自于电影里的人物。松井、老狐狸、六百工分、翻译官、周扒皮、马小飞、解老转、白桃花、顾调度、布哈林……
除此之外，甚至还有更夸张的情况出现。
比如说有的时候，单位或学校会集体组织观看电影，就常常会出现某个人一直走在电影情节的前边的情况。这样的人会一句跟着一句地说台词。角色尚未开口，他先说出来，角色说上句，他接下句。
要知道，当年电视机可远未走入百姓的生活之中。能做到这种程度，那不知要看多少遍电影，绝对已经超乎正常人所能理解的范畴了。
更甚之，还有不少的人为了看电影付出难以承受的惨痛代价。
像有的人为看场电影翻墙被玻璃挂到，导致腿脚摔伤、开膛破肚或是**摘除。还有的人选择钻暖风管道，结果没出来竟被闷死在其中。更有因争抢购买电影票发生暴力冲动，失手打死人或打伤人的情况。
由此可见，当年的人们对电影的痴迷，已经到了多么疯狂的程度。
那么，再来看供应的一面呢。恰恰相反，京城无论是影院数目还是影片数量，都很难与人民群众旺盛的需求相匹配！
共和国成立时，京城只有26座影院，座位总数为16433个。不但数量少设备也差。其中除当时被称为第一流的“国民”、“大华”、“美琪”和“真光”等少数影院外，其余多是由茶园、酒楼、戏馆、游艺社或小教堂改建成的。大都狭小简陋、残破不堪。
后来，由于人民政府非常重视文化事业，想尽各种办法新建、改造和扩充放映场所。所以到了“运动”前为止。京城公开放映的影院已经有了69家，座位数也达到了56504个。
只可惜这其中能够常年放映电影“专业影院”并不多。大部分是除了放映电影外，还可以演出戏剧、文艺节目的“兼映影院”。比如开放的工人文化宫、俱乐部、曲艺剧场，或是对外开放的机关、企业的礼堂什么的。
而这些“兼映影院”即使放映电影，也是不公开售票的，通常是采用有组织分配的售票办法。
更遗憾的，是“运动”到来，使文化事业遭到了冲击。在整整十年里，公众影院的数目非但没有增加，反而还减少了一些。
可以试想一下，“运动”结束时，用这五万多的座位创造出了两亿多人次的观影人数，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
同样的道理，“运动”期间，无数的影片当作封、资、修的黑货，沦为了禁映的“大毒草”。
从年的8年间，京城各影院上映的新故事片仅20部。主要上映的是“样板戏”影片，“三战”影片（《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政治性纪录片和“批判影片”。
直至从1974年起，逢年过节前夕，才逐渐有国产新片上映。但数量不多，政治框架又太过局限。观众们普遍认为新影片远不如旧影片好看。所以影院里也就越来越清淡，国产片几乎已成“票房毒药”。
相反的，进口片却成功地维持住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观影兴趣。
像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阿尔巴尼亚电影《海岸风雷》、《地下游击队》。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摘苹果的时候》、《金姬和银姬的命运》、《看不见的战线》。越南电影《森林之火》、《回故乡之路》。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之波》、《沸腾的生活》、《爆炸》等等。
这些“运动”末期出现在银幕上的外国电影，终于使百无聊赖的电影院，再次热闹起来。人们争相涌向电影院，往往得付出半天时间或是半夜起来排队，才能买到这些热门电影票。
甚至放《卖花姑娘》的时候，首都影院售票厅还曾经秩序大乱，发生了一次哄抢事件，不但大门玻璃碎了好几块，手套、鞋、帽子，乃至手表都散了一地。
所以当时社会上流行起这样一个顺口溜。
“阿尔巴尼亚电影是莫名其妙，罗马尼亚电影是搂搂抱抱，朝鲜电影是又哭又笑，越南电影是飞机大炮，可咱们的电影，全他妈是新闻简报……”
至于现在嘛，正处于两个时代交替的时期，正是因为多年以来，根本看不到好书、好戏、好电影，所以人民群众对于文化与精神娱乐的渴望简直到了空前的饥渴程度。
于是，当文化政策打开了一条门缝，又有一些“运动”前的中外影片得以解冻，重新复映时，便不可抑制地重新激发起人们对电影的热情，再次产生了一票难求的现象。
当然了，对于前面所述，那些有关电影市场的详细数据和具体情况，洪衍武是无从得知的。
但是他知道一点！从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年代前期，是我国电影市场最难得的一个黄金时代。
最强有力的证明是，他还记得1981年《大众电影》的发行量由1979年复刊时的50万册上升到960万册时，哪怕是外国记者听了这个数字也要目瞪口呆地说，“全世界第一！”
另外，哪怕是眼下，他也能从生活中清楚地感受到这种热度。
电影院散场的景象就不提了，他还记得“大果脯”搞到两张内部电影票时，曾让方婷多么自豪，其他人又是多么的羡慕。
他也知道，邻居边建功和苏锦回来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出去看电影。可当他们排着大队好不容易到了跟前，却只有下午的票子卖。
结果俩人俩饭都不吃了，拿饭钱一买就是三场，不重样连着看了三遍才回家，饿着肚子还挺美。甚至事后他们还把这天的经历当成聪明事儿到处宣扬，居然获得不少同龄人的认同和喝彩。
那么，像这样的市场还用怀疑吗？
最关键的，是从市场运作的角度来考虑。干这个，目前完全是一片“蓝海”，还没有什么人看到这里蕴含的利益，当然也就没有什么竞争者。
并且同样的，法制管理上也是一片空白。警察和工人民兵根本看不到这一块儿，电影院相关管理工作，也只是维持秩序，主抓逃票和假票的行为。
退一万步说，即使是真被抓住，后果也轻多了。
这不偷不抢，几毛钱的票子，又不像粮票之类的票证能影响到国计民生。顶多也就是写写检查，批评教育的罪过。
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自然值得放手大干，大有可为啊！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