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从小与妈妈相依为命，依靠妈妈每月一千多元工资维持生活。她一直没有见过父亲，以前她问过父亲去向，妈妈不说只流泪，后来她不再问了。
心桐赶到医院，已经太晚，妈妈奄奄一息。妈妈绝望地狠命地盯着她，张大的嘴巴大口吐气，却说不出心中对女儿的牵挂。
就那样永远地离开她，手捧着在学校辛苦凑齐的五千元医药费分文不少，她肝肠寸断。
妈妈走后，如天踏地陷。乡亲们告诉她，妈妈得的是小病，突然死亡，妈妈所住医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大家纷纷帮助她上访。
当时负责处理这件事的是医院医务科科长兼内科主任高明阳。第一次见面，她发现，他就是那天傍晚送她到东海市区的好心司机。
他不厌其烦地接待心桐。她每次哭诉的内容基本相同，而他每一次都认真耐心地倾听，与她同悲，从不打断或者阻止她的叙说。总是等她全部说完后，才向她逐一解释。
医学浩瀚如沧海，其中的复杂深奥，学医只有一年的她怎么能够参透？
最后一段时间是为了上访还是为了见他，连她自己都弄不清楚。妈妈的死最终结论是正常的病理死亡，医院基于仁道主义考虑，捐资四千给死者家属。
因为怀疑亿伟医院藏有猫腻，上访成了她生活全部。突然有一天，这起医疗纠纷定了性，她便失去了生活动力，成了抽筋断骨之人。
书不愿意再读，工作不想去找，不去走亲串友，连她最喜欢的逛街兴趣也变得索然无味。成天闷在家里，一个馒头或者一块面包糊一餐，四天烧一壶开水，地上乱得像牛栏，院子里晒衣架也不知空了多长时间。
隔壁爷爷奶奶大叔大婶来看她，她把人家堵在门口，总说没事。电话响了，接起来，回答任何人有气无力，千遍一律地连说几声好！好！不用！不用！
然而有一个来电她不能搪塞，那是亿伟医院打来的。既然病人死亡与医院无关，就请她把死者出院手续办了，并告诉她，住院费还有余额。病人死了，账依然是活的。
“我没有结账吗？”她自问，妈妈正月二十八号去逝的，那一天很冷。现在是几号呢？翻翻日历，十二月二十六号，已经近一年，记忆里好像真没有储存这件事。
懒洋洋地梳理头发，头油很重，随它去，换一件上衣，身上这件脏得可以垫狗窝，裤子没有人注意，不管它。
这一天，阳光明媚，温暖如春，但她感觉不了丝毫暖意，却十分在意偶尔吹过的微风所带来阵阵寒意。
在镇头小车站等了约半个小时，过来一辆中巴车，车上人不多，路上却停车N次，到达市区已经十点一刻。
医院门诊大厅热热闹闹，出院结账和住院手续是同一个窗口，排着长龙，她不知不觉地钻到前面，不良行为引起了周边人的公愤，才醒悟地站到最后，很快她后面又跟上五六个人。她夹在中间，一步一步，跟随队伍向前缓行。
出院结账单上的表格框线是红色的，妈妈姓名却是黑色的，那一栏后面剩下一段长长的空白，犹如妈妈未走完的人生。
走出医院大门，医院整体建筑一目了然。心桐忍不住遥望妈妈曾经住过的病区大楼，仿佛亲人灵魂就挂在上面，让她肝肠寸断。
急忙转身，走进一条看不见医院的街道，不想与一人撞个满怀。抬头一看，吃了一惊：“高主任……”
“是你！”对方惊异地瞪大眼睛，“你为什么还不去上学？”
她后退几步，眼泪刷刷地往下流。
“你过来一下。”他不由分说，把她拉进旁边一家休闲小站，点一杯多数女孩子喜欢喝的奶茶给她，自己则要一怀咖啡。两人相对而坐。
“为什么不去上学？”他责问。
她不语，只顾使劲流泪。
“爸爸不管吗？”上访时她曾对他说过爸爸骨折躺在家，不能下床。
“没有爸爸。”她吸着鼻涕说。妈妈事已了，没有必要再骗他。
“什么？”他吃惊，“那你现在怎么过？”
“一个人过。”
他静静地望着她，不再相问。女孩已经没有女孩样，黑眼圈，糙皮肤，面孔泪迹斑斑，嘴唇上方还沾着两点面包碎屑。如果不是两个人撞在一起，他根本认不出她。
“一个人也可以上学啊。”他哑声说。
“我要挣钱养活自己。”她低头轻语。
“医院补给你的四千块呢？”
“前一段时间上访，路费问别人借的，还债了。剩下的只能管几个月。”
他默默地看她很久，最后起身，亲切地摸摸她后脑勺：“你先回去，洗个头，洗个脸，把裤子换掉。妈妈走了，生活还要继续。这么大的人，应该懂事。是不是？”
她抬起头，仰望他，他目光真挚而温柔，她不由自主地“嗯”了一声。
“我送你回去。”他说。
“不用。我家很远。”
“没关系。”他坚持。
他开着一辆黑色小车子送她，路上两个人沉默不语，快到牛山岭镇时，他问她：“过年准备怎么过？”
“到小姨家去，她早就说了。”
回到家里，心桐心情莫名其妙地好起来，洗头，洗脸，换衣服，还打扫了卫生，整理屋子。做完这一切，很累，靠在床上休息片刻，突然想起妈妈有一个总不让她打开的装钱小包。
她翻箱倒柜地找那个小包，现在打开，妈妈应该不会怪她。
包里有几十元钱，还有一张半截发黄的男子相片。相片上男子微笑地望着她，似曾相识，但是想不出是谁。春节时，她把相片带给小姨，小姨立即燃起了火苗，叫嚷：“丢掉它！”很快，小姨又紧紧地搂住她，“对不起，小姨不是故意的，小姨舍不得你。”小姨并不是妈妈胞妹，她们是很要好的同学，她从小就这么喊她。
他是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