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要杀的，是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天津支行经理、天津海关监督程锡庚，程锡庚今年47岁，曾经留学英、美、法，是个经济学博士。当过“国联”中国代表团的秘书，回国后给王克敏当秘书。天津沦陷后，在华北推行伪“联银券”，对拒不执行的爱国实业家和金融界人士疯狂镇压，气焰嚣张。
最该杀的是，程锡庚代表伪政府，向英国租界当局索要中国政府存在汇丰银行的白银储备和法币。其实是要把中国人民的血肉送给日本人。必须严厉制裁。
此外，还有盐务局长，商会会长王竹林等一批该杀的汉奸。
付蓉蓉讲完之后，大伙讨论了一番暗杀放火爆炸等等打击敌人的方法。又进一步完善了组织架构。分别设置了组织、行动、技术、宣传、总务、交通等部门。
组织干事兼男子大队长李如鹏讲了团员应注意事项、行动原则、保密制度等。水宗骥介绍定时炸弹的制作。赵尔仁讲枪支的构造和使用。行动干事孙大成讲了钉梢反钉梢，审问反审问的技巧。还要求团员们熟记汉奸的汽车牌号，掌握其日常作息和行动规律。宣传干事兼女子大队长方茂萱讲了编写抗团小册子的问题。
最后大家一致通过了入团誓词，并集体宣示：“抗日杀奸，复仇雪耻，同心一德，克敌治国”。
这时在北平日本特务机关的一间办公室内，刘明礼正在写文件。刘明礼早年潜入中G。作为战略特务，他没有搞任何破坏。而是积极地为中G组织工作。而且从不违反上级的意图。从而躲过了历次审查和肃反。并且钻进了机要部门。
不过作为政工干部，他并不接触业务机密。也严格遵守保密条例，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只是安心的潜伏。不想被换醒后的第一个任务仅仅是对付一个小兵。就是要搞清楚这个小兵和某些事件的关联。
任务难度不大，不过对一个学员政审而已。而且是抗日的光辉事迹，再配合政治运动施压，还不竹筒倒豆子，痛痛快快的交待。没想到一无所获，还折了贾晋才。刘明礼心想这个李学文还真不是善茬，先把他踢到炊事班挂起来。等他心生怨望再找机会。没想到他去了战斗部队，还混的风生水起。
上锋又下令把李学文搞到敌占区，只要落到我们的特工手里。那任扁任圆还不是由着我们搓。结果李学文跑了不说，自己还落到日本人手里。原来自己的上锋已经投了日。作为间谍，上锋变节。下级不可能再得到组织信任。或者死，或者也变节，没有其他出路。
刘明礼只好认命。日本人让他写出他知道的所有东西。每写一批就有人收走。
在另一间办公室里，土肥原看着刘明礼写的文件，心里是大大的满意。原来国民党的特工还是很厉害的，利用中G的各种运动，搞掉了大批红军指战员。嗯，中G也很厉害，在电报的侦听和破译方面竟然占了上风。
日本人曾经根据蓝衣社的文件整理出一份教材供日本特务学习用，现在土肥原计划用刘明礼文件整出一份针对中G的教材。还有，中G三局搞出了一部高级密码。而李学文竟然曾经和那个密码专家是师生关系，还过从甚密。嗯，李学文藏在那里？去保定了吗？保定所有能搞到药品和电台的单位都严阵以待。或许他正在返回根据地的路上，有没有办法让他不敢回去？
土肥原做梦也想不到，李学文他们几个去了天津。
在天津特二区三马路的曹家大楼，市立第一医院内科诊室门外的候诊椅上，坐着邢志强和谢爱国，两个人一身小职员打扮。邢志强装病谢爱国陪同，目的是摸一下医院的药品供应情况。邢志强主诉头痛，身上发冷。护士给了体温计，让先量一下体温。邢志强事先灌了一瓶子开水，用毛巾包了揣在怀里。趁护士不注意，把体温计整到了39度。
医生诊断是感冒了，开了些药。旁边谢爱国道：“大夫！他发这么高的烧，一定发炎了。应该用磺胺药。开些磺胺吧”。大夫叹了口气道：“现如今的天津卫，咱们中国地的医院，那还有磺胺一类的消炎药？租界地到是有，洋人都给自己留着那。现在磺胺一类的药品都算战略物资，都被日本人控制着。谁能搞的到？又有谁敢去搞？”
当晚，在英租界的一间小出租房内，李学文他们三个交流一天得到的情报。由于难民大量的涌入英、法、意租界，至使房价飙升。虽然打劫汉奸得了一些钱财，也只能租一间小小的民居。
李学文从报纸上了解到，目前英日矛盾开始升级，主要原因是英租界存放着国民政府的一批法币和相当数量的白银储备。日军向英国租界当局索要被拒。另外日军认为天津英租界是中国华北地区抗日分子活动的基地，日军要求抓捕一些中国人而租界当局置之不理。日军已经开始封锁英租界。
“英国人会不会和小日本子干起来！”邢志强兴奋的说。“不会！”李学文分析道：“英国人自然不想让小鬼子独霸中国，但他们在欧洲面临德国人的挑战。日本人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敢步步紧逼。英国人恐怕会步步退让”。“还是想想怎么搞药吧”，谢爱国道。
李学文铺开一张天津市地图分析道：“日军已经封锁了各国租界，大宗药品很难搞到，也运不出去。华界的医院药店是日本人重点监视对象，也没有机会。反而是日租界，敌人万万想不到，有人敢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搞药。这叫灯下黑”。邢志强疑道：“可是，在日租界我们也是两眼一摸黑。你知道小鬼子把药藏在那儿？”
李学文胸有成竹：“这个，我在图书馆查了一些资料。日租界有二十多家医院。其中最大的是北支那驻屯军医院。主要医治日军伤兵，就在海光寺日军兵营附近。我们三个当然不能去送死。其他医院都是日本民间所办，地点分布在日租界的各条街道。我们只要计划周密，总有机会搞他一家”。
谢爱国嘬牙花子道：“在日本人的地盘儿，把医院药房的药运走？这？这靠谱吗？”李学文拿出一张报纸，上有一张救护车的照片。这篇报道是吹捧日本租界当局控制性病的。李学文道：“我的计划，就着落在这辆救护车上”。
因为日本娼妓多出自九州天草一带，所以被日本人称做“天草女”。而曙街被日本租界当局定为“游廊地”，因而是天草女聚集的花街。据统计，在日租界，每八个日本女人中，就有一个是娼妇。加上朝鲜和中国妓女，人数众多。领有执照的妓院就有200多家，正式上捐的妓女千人以上。街上的流莺则无法统计。结果游廊地逐渐向周边扩展。浪速街、松岛街、蓬莱街、秋山街、旭街也都成了“游廊地”。
为了解决性病问题，租界当局指定医院定期给妓女捡查身体打针。日本报纸吹嘘，日本娼妇患性病的比率在东亚是最低的。李学文的主意就打在医院巡诊的救护车上。救护车停在某个妓院的门口，很容易被控制起来。然后开车去医院显得很正常。搞到药后再用救护车运走。
邢志强和谢爱国二人琢磨了半天，觉得也没有其它好办法。最后一咬牙，一人来了一句：“不入老虎洞抓不着虎崽子！”“就这么办！”
一天后，曙街，这里是典型的日式街道，两侧多为二、三层砖混结构的日式公寓楼。挂着“东洋茶社”“料理屋”“女郎屋”等牌子的妓院鳞次栉比。此外夜总会、洋行、餐馆也是一家挨着一家。
这时还没有入夜，满街的霓虹灯还没有闪亮。只见成群结队穿着邋遢、化妆凌乱的“艺妓”、“酌妇”们拿着布毛巾去澡堂洗澡。也有些妓女排着队，提着灯笼，拿着旗帜标语沿街游行，宣传武运长久，日军大捷。顺便拉生意，宣称只招待日本人，军人打折一类。
李学文他们三个装作互不认识的嫖客，沿街闲逛。不久目标出现，一辆漆着红十字，标着共立医院的救护车停在了一家“料理屋”的门口。下来两个穿白大褂的一男一女进了门。李学文走到驾驶室的门外，微笑着敲车窗玻璃。留着小胡子的司机摇下车窗。李学文猛的打开车门，用刚倒上乙醚的手绢捂住了司机的口鼻。邢志强和谢爱国则站到李学文身后遮挡行人视线。
李学文把司机往副驾驶的位置一推，自己挤了上去。谢爱国拉开车门和邢志强两个上了车，一起把昏迷的司机拖到后面。找绳子把手脚捆结实了，嘴也堵上。李学文穿上白大褂，谢爱国邢志强两个躲在后面。三个人就在车里等。必须控制住那两个大夫。要是他们出门不见了救护车，报警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