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皇后的权势被胡太妃付之一炬，化为一缕青烟，在宫室里飘飘荡荡，怨怨艾艾，经久不散。除掉了宿敌，最高兴的自然是太妃胡延媚。其实，真正说起来，暗自最得意的应该是领军将军于忠。
终于掀掉了高皇后几年来高高耸立的牌坊，在阴影里的领军将军于忠便显赫起来，他手中掌握着近万名羽林禁卫军，戍守宫禁省闼，控制皇室，整个朝廷禁地俨然成了他的一亩三分地。从任命刘思逸那次开始，整个朝廷四品以下的官员任免都由他一人说了算，朝廷官员无不看他的眼色行事。
不过，从内心深处来说，于忠其实也和高肇一样，表面的风光无法掩饰内心深处的自卑，他一个文化水儿不平的纠纠武夫，在知识分子成堆、社会精英荟萃的中央机枢朝廷，再怎么挺起胸脯说话，也自觉没什么底气。为树立威望，于忠就想方设法地收买人心。而收买人心的最佳工具自然就是钱。
当年，因忙于征战，孝文帝拓跋宏曾以用度不足，为节省开支，减少各级官员的薪俸达四分之一。于忠当政后，有官员向他哭诉，请求增加工资，他居然擅自主张，说增加就增加，随意通知度支尚书发放补贴，官员被扣除的工资更是足额发放。
刘思逸见于忠这样任性妄为，也认为有了机会，就向于忠诉苦，称自己功劳不小，官位不高。于忠又擅自主张，所有先帝在任时的官员一律晋升一级。并且先斩后奏，说是此行经过诏命恩准。
百官心里都清楚，一个六岁的娃娃皇帝晓得什么屁臭，一切还不都是领军将军一人说了算。
于忠能有今日的辉煌，靠的是于皇后的裙带关系掌握朝政，他本来是个纨绔子弟，惯于斗鸡走狗，斗大的字不识一挑。这样的官二代人物，自然很让专家型的知识分子官员瞧不起，特别是朝中声誉甚隆的三朝元老——尚书左仆射郭祚和尚书裴植二人，对于忠的专擅朝政，把二王弄成庙子里的泥菩萨——摆设，心里大为不平，认为不除掉这个董卓式的人物后患无穷。一时冲动，就密谋要除掉于忠。
裴植也属于失意则怅惘，得志便猖狂的一类人物。他和王肃、宋弁等人一齐投靠北魏，王肃靠着孝文帝拓跋宏的赏识，平步青云，而后成为辅政大臣。而裴植还是个戍守边关的兖州刺史。
一想到王肃在中央机枢发号施令，自己却在泥泞藻泽里往返奔波，裴植心里很不平静，时常望着官帽，怅惘不已。他素来对佛经很有研究，善谈理义，被释佛僧尼尊为法外高僧。连很多修行多年的住持禅师弄不懂的玄机，都不辞辛劳前往兖州向他求教，请他解说佛理禅机。
昙暹、冯亮、莫悲等人修建嵩山佛寺群，裴植时任大鸿胪卿，一切费用支出都得经他一支笔批准。昙暹等人更是把裴植供奉为活菩萨，有事无事都请示他，左一个活佛，右一个活佛的称诵他。多次邀请他去视察嵩山佛寺群。
裴植本来喜欢佛教哲学，其实却是个叶公好龙似的人物，又因官场不得志而愤愤不平，看见修建得壮丽辉煌、堪比皇宫的佛殿寺庙，心动地说：“我这官当得没意思，不如到嵩山佛寺念经拜佛逍遥自在。”
冯亮恭维地说：“裴公若来嵩山，我专门为先生修造一座最舒适的寺庙。”本来，这些奉承话当作闲话听听也就行了，没想到有人却当了真。回到洛阳，为发泄不满，裴植果然向皇帝元恪提出辞官，要隐居嵩山的请求。元恪不予批准，升迁裴植为度支尚书（财政部长）、加金紫光禄大夫。
欲望得到满足，裴植得志便猖狂，公然在朝堂上扬言：“不是我非要当这个尚书，实在是这个尚书非我莫属。”如此骄横，目空一切的样子，自然是让同朝的官员们大跌眼镜。
裴植更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对朝廷同僚一个个都见不惯，今天指责张三，明日謿笑李四，为此得罪了于忠和黄门侍郎元昭，如今见于忠专横跋扈，更是恨不得除之而后快。于是在朝中物色倒于的同盟军。找来找去，终于发现了同样衔恨于大将军的尚书左仆射郭祚。
要说对于忠的所作所为最为切齿痛恨的当数尚书左仆射郭祚。当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郭祚曾经以他称雄天下的文才，撰写称颂孝文帝迁都的壮举，得到知识分子阶层广泛的响应，为迁都洛阳扫清了人文障碍。
郭祚有晏婴之貌，不被人看重；有晏婴之才，而被皇帝看重。孝文帝立冯昭仪后，请百官在清徽后园夜宴，孝文帝举觞，特意向郭祚和崔光敬酒，对百官说：“郭祚忧劳庶事，独不欺我；崔光温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劝此两人，当劝谁也？”百官随声，尽皆举觞称颂。
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郭祚、崔光二人在拓跋宏心目中的地位之高。所以，元诩被策立为太子时，郭、崔二人一个被立为太子少师，一个被立为太子少傅。而太子登基，郭祚仍然是尚书左仆射，官位原封不动，没有一点升迁。
当年，郭祚任吏部尚书时，对拟提拔的官员总是踌躇再三，而做到了知人善任。于忠不论优劣，对所有官吏晋升一级，郭祚这个级别的官员没有得到一点实惠。由此，他对颐指气使的草莽武夫于忠气恨不已，恨不得奋起陈蕃之帚，将其扫出朝堂。及至裴植来访，要和自己组成“倒于联盟”，二人一拍即合，秘密商定了各种细节。
郭祚认为：两个地位显赫的官吏频繁交往，很容易引起于忠的怀疑，况且力量还嫌单薄，不足以扳动于大将军，唯有联络高阳王元雍，才能一举将于忠清扫出门。裴植遵嘱在家等候消息。
郭祚认为自己出头露面太惹人注意，凡事就让弟弟出面，派太尉从事中郎郭尚景去游说元雍。高阳王见到郭祚的弟弟，非常高兴，同意在适当的时候面奏小皇帝，挤于忠出朝堂为州刺史，褫夺其羽林军禁卫军将军的军权，然后寻找机会将其秘密*处决。
没想到隔墙有耳，两人秘商的行动计划，居然被于忠安挿在高阳王元雍府上的奸细探听到了。此人有了讨赏的机会，立即向于大将军报告了“倒于联盟”的行动方案。
于忠先下手为强，指使有司官员万二兴诬告郭祚、裴植。万二兴原本依靠高肇的提携，成为不可一世的检察官。高肇伏诛，万二兴见靠山倾覆，立马投靠到于大将军门下，摇尾乞怜，其模样比饿了三天的哈巴狗还可怜。此人自投到于忠门下，还没有一点建树向主子表功。听说要诬陷裴植、郭祚，立即在指定的时间由皇帝上奏说：
“有司官员近日侦破一桩大案：郭祚的好友羊祜和裴植的表弟（姑姑的儿子）皇甫仲达等人准备纠集部曲武装，攻打洛阳，以‘清君侧’的名义，诛杀大臣于忠，夺取羽林军军权。这一切的主谋是尚书左仆射郭祚和度支尚书裴植使然，论罪，当对此二人处以死刑，依律上议，乞赐裁处。”
黄门侍郎元昭认为有了报复机会，也出班启奏说：“裴植等人对新皇登基心怀不满，发动政变，应该杀无赦。”
六岁的娃娃皇帝还没听明白怎么回事，于忠早已站在皇帝身边，不等“上议”，自行“裁处”，说：“凶谋既尔，罪不当恕，无容上议，亦不待秋分，即行处斩！”
于忠一声令下，冲进来几名羽林军卫士，剥下郭、裴二人的官帽，拖下朝堂。为防夜长梦多，八月初五这天（《资治通鉴》将此日误记为已亥，作者据太阳历推算，公元515年秋分之前的八月初五这一天应为乙亥，恐是前人“己乙”二字的笔误，予以更正，不误读者），罪犯郭祚、裴植及郭的姻亲、都水使者韦俊等三百多人被处斩。这是新皇帝登基以来开行的最大一次杀戒。
郭祚等人的血迹未干，杀红了眼的于忠知道“倒于联盟”的后台是王爷元雍，此人若逍遥法外，必然是后患无穷。就对娃娃皇帝说：“郭祚、裴植等人已伏诛，主谋元雍却至今逍遥法外，按说罪不当恕，应该由有司缉拿，问罪定谳。”
六岁的娃娃再怎么不懂事也晓得元雍是自己的长辈，更不晓得论罪将怎样处置这个长辈，就睁着明亮的大眼睛问身边的于忠：“那你说该怎么处理呢？”
站在前排的崔光一看大势不好，又怕于忠“自行裁处”，急忙启奏说：“有司官员说郭、裴二人伙同高阳王谋反，这毕竟只是一面之词，至今没见到裴、郭二人的口供，这不能不让人怀疑有人挟嫌陷害，如果疯狗乱咬人的话都要相信，那么，朝堂之上必将人人自危。”
六岁的娃娃皇帝还是晓得长辈比其他大臣更亲，况且更相信老师崔光的话，急忙说：“不能诛杀高阳王，可以让他回家休息。”
娃娃皇帝的本意是：高阳王都已经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还陪在朝堂上担惊受怕的，应该请他暂时休息。于忠有意曲解其意，偷换概念。六岁的娃娃坐上了皇帝位，随便放个屁，大臣们也得遵照执行，于忠就故意高声说：
“遵旨，免去高阳王元雍官职，令其回家赋闲，不得过问朝堂政事。”于忠就是这样变换手法对朝廷要员杀一批，打一批，按自己的意旨来了个大换血。
八月初六日，皇帝遵照老师崔光的建议，奉胡太妃为胡太后，史称灵太后，迁出太子东宫，居崇训宫。此举，为女皇登上政治舞台扫清了障碍。
于忠同时把自己的身份也作了相应的调整：领军将军之外还担任崇训卫尉，保卫皇太后的安全。任命刘腾为崇训太仆，加侍中；侯刚为侍中，抚军将军；太后的父亲胡国珍为光禄大夫——这个当年的安定公一下子调进了中央。
八月十八日，新皇帝宣布大赦。八月十九日，朝政官员又一次大更迭：清河王元怿进位太傅，领太尉，顶替了高肇的空缺。广平王元怀为太保，领司徒；任城王元澄为司空。八月二十日，特进车骑大将军于忠为尚书令，特进崔光为车骑大将军，并加开府仪同三司。
灵太后执掌崇训宫，觉得光是任命父亲入朝，还是觉得势单力薄，就大肆起用胡氏宗亲。原青州刺史、江阳王元继因抢夺良家妇女充当奴婢（实际是性奴隶）。事发被贬官，他的继子元乂娶了胡太后的妹妹胡延姣，有这层姻亲关系，八月二十二日，胡太后发懿旨，恢复元继的官位，封元乂为通直散骑侍郎。胡太后关爱妹弟，却无异于为北魏引进了一只掏心窝的豺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