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老板预订了两间房，一间套房，一间标准间。
凭我想当然，老板两人肯定是住套房，标准间是我住。
当从餐厅上到楼上，三老板却把套间的钥匙（IC卡）递给我，让我住套间，他和洪先生住标准间。
“这怎么可以呢？”我哪敢接他递过来的门卡。
“当然你住套房啦。我们两个是来给你做伴的。”三老板带玩笑地说。
“你们两位老板住套房，我住标准间才是啊。”我争辩。
“不要争啦。你把北京的客户约过来，等一下就在你那边坐。”三老板说。
“那好吧。”我知道三老板不会改变他的意思。
住这么大的套房，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除了大小不同的两间卧室外，有一间可供坐十人的会议室，并配有咖啡（酒）吧台。会议室边上另有一小间会客室，便于私密谈话。其他，厨房餐厅卫生间一应俱全。
老板他们那个标准间的一天收费400元，在我已觉得了不得的高了。2003年时北京的工资水平与消费与南粤比要低很多。一天收费2000元的酒店房间那可是天价了。
订一间这么贵的房间，老板的用意我也是明白的。香港人做生意讲气势。他们是舍得花钱造势。订高级酒店高级房间，是要摆谱给北京客户看，让北京客户不敢小瞧他们。
中国的首都北京，尽管（那时）经济发达程度不及南粤，更不及香港，但香港人绝对不敢小觑其中国政治经济之心脏的核心地位。所以，他们与北京客户打交道，不论生意做成做不成，他们都会多花几倍的钱财来给自己涨姿势。
三老板早已不缺钱。不要说订一天两千元的房间，就是订两万元的，对他来说不过是“洒洒水”（小意思）啦。但在我看来，他这样做并无实际必要。
我把那大的房间里看了一下，大概知道了是什么样子。一向对奢侈消费有负罪感我，不打算睡在里面，否则我会心里不安的。何况两个老板住标准间，岂是我能把一个人住豪华套间想成理所当然。
我把我的物品放进了小房间。
一会儿，两个老板过来了我这边。进门后，他们二人也绕有兴趣地对各个房间的装饰摆设夸赞了一番。由此也就知道，虽然他们都是有钱人了，也不会随意花钱住这样贵的房的。
看到我的东西放在小房间，洪先生说话了，“你傻啊。花了钱，你不挑好的住，这不是要把钱浪费掉呀。”
“也是让你体验一下吗，这样的机会不多的。”三老板也说。
洪先生又说，“你们老板订这么贵房间，除了谈事情需要，也是让你体验一下，开开眼界。我们都是住过的了。”
“他不住就随他吧。”三老板早从这几年里知道了我节俭的生活习惯，“你都看到了，我是花了钱的。”
闲话也就扯到这儿。
刚才在餐厅时，我已发了短信给北京客户，说我们已到达。并告知他酒店名，让他来酒店见面。他回复说一会儿就赶到。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来电正是北京客户的。
我按下免提键，让两位老板都能听到对方说话。
他打电话来是为确认酒店名字，我把酒店名又说了一遍。
“你们住这家酒店呀，价格很贵的呀？”电话里听得出他的惊讶。
“您快点过来吧，我们在等您。”
“我到了酒店楼下。”
“哪您还问酒店名字？”
“我一看是涉外酒店，不敢肯定你们是住这儿。”
“就住这儿。您快上楼来吧。”我把楼号房号报给他，摁了电话。
“这家公司不像有实力的。”一定是听了刚才的电话，才让洪先生这么认为。
“这次来也是先看看，没有合适的合作对像，我们也不急于做北京市场。”三老板说。
门铃响了，客户上来了。
来人就是我们要来见面那家（男鞋）代理销售公司的李总。之前通过电话往来一段时间了，虽是第一次见面，我与他也应算是熟人了。李总瘦高身材，四十多岁，西装革履（我也不懂牌子），头发齐齐地往后梳，显得文质彬彬，像是坐机关(政府办公室)出身的。
南粤到香港因天气炎热，一年四季流汗，没条件能像北京这样穿戴正统，大多数人穿衣都很随意，从穿衣上是分不出谁有钱谁没钱，谁是老板谁是打工仔的。在南粤在香港，有钱没钱，是老板还是打工仔，是能豪车和豪华别墅来区分的。
随意穿惯了的香港人，对穿得中规中矩的反倒有些看不顺眼。他们会觉得你在“装”，想要拿穿衣服压他。他们虽然不穿西装革履，但也是知道西装革履是占了气势的。他们又不能时时把豪车带在身边把别墅也搬过来给你看。
我的感觉，李总气质，给三老板和洪先生的第一印象并不会差。但后面商谈并无实际性结果。
因为，李总也有北京人固有的习性，喜欢扯政治话题和吹呼认识多少高官。恰恰香港生意人多半不热心政治也不喜欢政治话题，也更讨厌人在他们面前吹虚。
“我们去看看你的公司吧。”三老板截住了李总。
“行。坐我车吧。”下楼，李总带我们到他停的车那里。
我们挤进了他那辆陈旧的最老式样的那款桑塔轿车。这与三老板那辆顶级配置的价格七十多万的日本凌志轿车是无法比了。
李总的公司在三环外的一个写字楼区（那时三环以外算是较偏的），也的确是一家小公司，他在一栋写字楼里租了一百来平米的面积，有六七个人做事。
他代理的两个国外牌子的男鞋样品就陈列在他的办公室里。三老板上前看了看鞋子的标签说，虽然这两个牌子在国外名气不大，但这两个牌子确实有的。
从他的公司出来，他又带我们看了摆了他代理产品的几家（一流）卖场。销售业绩如何不知道，但商场内顾客寥寥，十分冷清（当时能进入这些商场消费的人群并没有形成）。
据李总自己介绍，他原在国家一个机关工作，后来出国，回来后就搞起国外品牌代理销售来。
既是这样，我想，说他在北京是有一定的社会关系也应是存在的。虽然他的公司眼下还不具什么规模（当时北京私营经济并没有形成规模），但我觉得作为合作对象考虑也是可以的。
看完李总代理产品的卖场后，他要请我们吃饭。被三老板谢绝了。
看得出来，他是非常想得到我们这个女鞋品牌在北京的代销权。
当三老板说晚餐已经有人安排时，他也就明白双方所谈的到此为止了。
那天傍晚，我们没有再让李总的车送我们回酒店。我们叫车到了那酒店附近一个麦当劳窗口，要了几个汉堡带上楼当晚餐。
第二天一早，三老板和洪先生一同去了机场。三老板回香港，洪先生去上海。
我留下了，任务是再仔细考察一下北京的主要商场，回去给他一个意见。
当然，最后，三老板还是认为进入北京市场的时机尚不成熟，让我把这事暂时放一放。
但这一放直到两年后，我离开他的公司也再没有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