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靠在床边，我脑子里又开始胡乱思索开来。我知道子林是把我带错了吃饭的地方，这怪不得子林，他不知道伟叔安排我与写字楼办事文员同一食堂吃饭，以为我住在经理级宿舍，吃饭肯定在经理级食堂。子林不送我到经理食常门口，之后我明白了，可能是因他不是在经理食堂用餐，也就不想在经理食堂门口露面。我后悔没有预先给子林说清楚伟叔是安排我在办事文员食堂吃饭，结果让自己在经理食堂门口被弄的一脸尴尬。
就算子林把我领错了地方，对伟叔来说，是很容易处理的事，留我在经理食堂吃碗饭又不会影响他什么，哪里值当的还让我再去找子林。弄得我在工厂那一群经理级人员面前狼狈不堪。怪不得来南粤之前就有人对我说，到南边去打工，人会变得没有人情味。现在我似乎已隐隐约约有了这种感觉。这也难怪，一群相互之间不知根也不知底的三教九流做什么都有的人，临时性凑到一个工厂里来，去谈人与人的感情信任也是不切实际的。在这样一种冷漠地环境里，自然是不能多奢望人情味的。所以中午没吃上饭也怪不了伟叔。
本来我可以到工厂门外买点食品充饥，可一想到工厂时刻关闭的大门以及大门那儿眼睛死死盯着人看的保安，我也就不饿了。没有必要为了一点吃的出去，被大门保安审问半天。我关严房间熄了灯靠在床头静坐在昏暗中，等下午上班时间到来。这是七月份，室外气温很高，房间天花板上一个吊扇慢悠悠地转着，也就没觉得太热。我让自己心情尽量平静下来，不断提醒自己要学会适应。除了自己的家还有温暖，如今这外面的世界跑到哪里怕都是冰冷的一块。
下午上班时间，我刚走进写字楼门厅，就看见子林已在伟叔办公室那里，他好像在向伟叔解释什么。我怕是伟叔在责怪子林，加快步子走过去，刚到办公室门口子林正好转身出来，与我正打个照面，只听他小声嘟嚷一句，“龟儿子的……”，这“龟儿子”是典型四川重庆那里的话。那么子林这可能是“巴”或“蜀”人。一定是伟叔说了他领错我吃饭地方的事，让他嘴里都冒出“龟儿子”来了。
伟叔办公室没有我坐的地方，旁边是老板的两张桌子，是不能随便坐的，伟叔自己也尽量不去碰那两张办公台。伟叔桌前放的这张椅子是供进来向他报告工作的人坐的，我不能老是占着。让进来找他的人站在那里说话。毕竟不是年青时候了，叫站就站叫坐就坐的无所谓，五十岁的人了，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的，我感觉很不自然，也很想离开，可我无地方去。除非伟叔另外指定一个地方，我自己是不能随意找地方呆着的。
也许伟叔之前找不到人说话，他真把我当成他的倾听对象了，他反复向我讲诉他是如何救活了这个厂，如何让这个工厂由亏损转为盈利，自己又是如何不容易才在这个厂站稳脚跟。话里话外都在表达一种意思，那就是“少了他这个厂就不行”。
原来，这个厂是十年前办的，当时老板从香港带了三万港元（89年这三万港元可不算少）过来，找到这里的村子租房子办鞋厂，当时这个镇下面村子也还没有开发起来，村里根本没有厂房可租，就将一处茅草盖的牛棚腾出来（把牛拴到外面的树林里）租给老板做厂房（三万元资金也只够租牛棚的，镇上的工业厂房租不起）。
老板不敢买新设备，正好附近有一个手袋作坊倒闭在处理设备，老板就花很少的钱把几台电动缝纫机买了过来，这就是他工厂起家的全部家当。
老板在牛棚厂房前挂起招工牌子，找工的一看牛棚当厂房，就没有人应聘，半个月才碰到几个广西人来问，他们和老板一样都没读多少书的农村子女，稍像样的工厂因他们文化低不收他们。没想到这倒正合老板的意（老板那时心理也属自卑，资本小文化低），他收下了这几个广西年轻人，视这几人为创业伙伴，与这些称兄道弟。
有了厂房，有了设备，有了工人，工厂就开工了。老板原本在香港就是做鞋的工人出身，他把着手教会这几个广西人做鞋（最早进来的这几个广西人都成了车间主任，大的车间有六百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