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老师关注自己的学生是出于这个职业的本能。无论他们自己走到哪里，无论他们的学生走到哪里，他们对自己的学生消息总是渴望与敏感的。做学生的却很难像老师关注学生一样反过来关注老师，以我个人来说，我脑子里记忆仅限于那个老师给我的印象好坏，对我好的我永远不会忘记，我认为对我不好的也永远不会忘记，除此也就没有其他了。
我对潘老师的记忆是“端庄、美丽”，而她的美丽是来自她的善良。我用“美丽”而不用“漂亮”来形容她，是因为“美丽”的内含富于“漂亮”。我对潘老师当时讲课水平如何完全没有印象，这和对其他老师记忆一样，小学的我只在感情上记忆老师的亲疏，而完全不管他们上课的水平如何。更不关心老师来自何处，之后又去了何地，以及他们家庭状况怎么样。所以对潘老师的这些，我同样也是一概不知的。
那天下午说完事情后，潘老师告辞出门，我要陪她走回学校，她拒绝了，一出小院门她就拦住我不让送。她独自顺着那条宽宽的巷子，慢慢地移动步子朝着西边学校方向走去，把她的背影整个留给了我。她比那个任教导主任的女老师年龄还要小五六岁，可无论是谈话还她的背影，都让我感到她老了。和她说话时我注意到她眼镜片像瓶底一样厚，使她本来很大的眼睛被厚镜片缩变的像豆粒那么小，是视力不佳影响了她行动准确性与敏捷性，让她看起来比同龄人更老一些。
依当时国家对大学退休教师的政策，她的退休生活费是不用发愁的，她这个年纪完全可以在家享受孙儿绕膝颐养天年的日子，不知她为何还要独自一人出外奔波受这打工辛苦。这条本就行人稀少的巷子，此时除了她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走过，望着斜阳下她踽踽独行的背影，我竟情不自禁地引发对人生际遇的凄苦感，而全然觉不出落实了去学校做事的欣慰。
傍晚时（她离开才两个钟头），潘老师提着大包小包行李又出现在我家门口，也不顾当老师的自尊，就坐在她的行李袋上，脸上冒着汗，几乎要上气不接下气，我被她这样情景吓坏了，以为她发生了什么事，她说是这些行李把她累坏了。我忙把她的大包小包往屋里拿，她说这些东西不拿进去，她还有被子脸盆之类的在学校里，她还要回去拿来。这天正巧我四弟从一百几十路远的地方骑摩托车来看我，就在潘老师后脚到。四弟见状，没进家门就主动要用摩托车带潘老师回学校拿被子等物品。潘老师说东西就放在门卫室，弟弟去学校门卫直接取就可以。
潘老师写了个条子是给门卫值班的，我告诉弟弟学校的位置，他骑上摩托车就往学校去了。这里潘老师也不肯进门，急急忙忙地从身上掏出一张便笺纸，上面写着她把工作移交给我的事项，又掏出一个报纸包，里面包着零零散散几十元钱，说是从学生收的班费，她把这些都要交给我，她这没头没脑地，让我不知所措。这都天黑了她要去哪儿，莫不是晚上就要走。
她还真是晚上就要走。她说要去赶公交车，这时已过六点半，往市里公交车晚上七点半最后一班，时间也确是紧张。对她这样慌张地把两个班的事情丢下来，我真是心中没底。起码也要当着学校什么人做个交接，而且我也需要当面听听学校的意见和安排。
可是潘老师已顾不上听我的意见，她马上就要走。见她这样我也只得作罢，我想，这个给我幼年留下美好印象的潘老师总是可以信赖的。我接过她递过来的信笺，推回那报纸包的几十元零钱，因我听她说，学校没有结给她工资，她身上路费已不够。她先是客气的推辞，随后还是带着感激地表情收下了。
离学校近，弟弟的摩托车在我和潘老师说话时已经回来。她要把被子这些大件行李物品暂寄在我家，过两天她家里人会来取，她空手走可以免去拖累。我问她这么晚到底要去哪儿，她说她乘夜间火车回老家去。随后弟弟送她去公路边上了进城的公交车。
潘老师的被子等物品是十几天后来人取走的。那是一个星期天快到中午的时候，小院里有人叫“牛场长”，听见有人叫，我透过窗子看见一个全副武装（头盔防风眼镜手套护膝皮靴）骑摩托车的人站在小院门口，用原单位职工对我的称呼在叫我。我走到院门口，来人掀起头盔上面罩，又叫了一声“牛场长”。在我离职后还以原单位职务叫我的人，应该是我所熟悉的或最起码是认识的人，可这个人的面孔我完全陌生。
“我就是，你是找我吗？”我在尽量想起这人是谁。他看出我是想认出他来，他说，“不用想，我认识您，您不认识我。”不用说，这人一定是农场老职工或是妻子所在工厂的老工人，他来干吗，我都御去场长职务一年多了，难道还要来找我的麻烦吗。
来人看出我的疑惑，干脆把头盔摘下来。噢，他是一个很大年纪的老人，稀疏的短发已经全白。管他有什么麻烦，对这样一个老人是必须礼貌的，我赶紧说，“有事请进家里说吧。”他把摩托车推进院里，随我进家。这时他才说，“我就是潘老师的丈夫，她把东西放您这儿，让我来拿。”
我再看这老人，他年纪至少七十岁以上，怕是要比潘老师大了十几岁。“您是从哪儿骑来的？”我对他这么大年纪还敢骑摩托车感到惊奇。“君山。”他喝了口水说。我简直不敢相信，君山（是周田农场的一个分场）离这儿一百几十里路，他竟骑摩托车过来，“您年纪怕是有七十多了吧？”我问道。“七十八了。”“七十八！您还敢骑摩车跑这么远？”“不怕。我是军人出身，打仗都没死，还怕骑车。”我默算一下，他七十八我四十八，大我三十岁，解放那年他应是二十八岁，这个年龄的军人一定是打过不少仗的。
这样说潘老师要比他的丈夫小了十七八岁，年龄相差这么大，她怎又会愿意嫁给他呢。“潘老师现在是在家里吗？”“没有。她不愿意在家，非要到外面跑。”“六十岁了又有退休工资，不需要再出去做事。”“她是文化人，我是个行伍，说不到一块去。她就东跑西颠一个人在外过。她又去了一家民办职业学校。”
其实，无论就心理承受能力还是体力承受能力，潘老师都已无法适应民营学校对老师的高压要求。我从她手上接过工作，很快就发现她交给我的都是糊涂账。我也为糊里糊涂接她的手，而几乎赔光了第一个月的工资，还被其他老师看了一个月的笑话。
可是，自见到她行伍出身的年龄大她十七八岁的老夫后，我似乎猜到了潘老师是有意躲避他的丈夫。我不好用“爱”这个词来说她丈夫对她的感情，但我肯定她丈夫一定是非常喜欢她并心疼她的。但她是否又喜欢过他呢。在潘老师还是年轻姑娘的那个年代，不少她这样的女孩子嫁给了比她们年龄大了许多，甚至于够自己父亲年龄的军人（官）。不排除大部分这样的结合是幸福的，但也难免有人因此郁闷一生。她是否属于后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