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赢家还是有的，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裴均。自身难保的李吉甫再也无力阻止裴均，他终于如愿以偿的得到了尚书右仆射这块骨头。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思考一下，我们不得不感叹，裴均虽然是条狗，但却是一条极其狡猾和阴险的狗，他只用一句谣言，就成功击退了李吉甫，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是个精通心理学的高手。因为，他必须洞悉宰相李吉甫的心理，天子李纯的心理，还有满朝公卿的心理。然后，还要成功利用这些人的性格和心理，使他们互掐，自己好从中渔利。果然，为了撇清自己，李吉甫将裴垍等人推了出去。为了给自己的同事出气，白居易联合了所有的翰林学士，又将李吉甫踢出了长安。而裴均，则躲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阴险的笑了。
不过，说到底，狗，终究是狗，无论它多么狡猾和阴险，总脱不了得志便猖狂的劣根性。成为尚书右仆射的裴均很得意，也很猖狂，有一次，裴均上朝，在超越自己职位的地方站了下来，御史中丞卢坦向他拱手行礼，请他退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骄矜自大的裴均不肯。卢坦不卑不亢的说：“过去，姚南仲担任仆射时，他的位置就是在这里的。”裴均不屑的问：“姚南仲是什么人？”卢坦正气凛然的回答：“是信守正道，不肯交结权贵宠臣的人。”
这不就是在骂我呢吗？裴均不傻，一点也不傻，当然听得出卢坦的弦外之音。所以裴均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卢坦的官坐不下去了。一个位高权重的御史中丞，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小官，右庶子。
倒行逆施的裴均虽然很狡猾，但是他不明白，有一种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他的名字叫正义，或者公道。所以，这种人注定不会得意太久。果然，在尚书右仆射这个位子上，裴均的屁股还没有坐热，就已经被赶出了长安，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不过，裴均这个老小子出将入相十几年，坏事做尽，后来竟得以善终，也是一大憾事、没办法，老天不开眼啊！
无论如何，人死了，总要写一篇墓志，这是唐代的时尚，死者家属往往愿意一掷千金，换来一篇死者的颂歌。当然，撰写墓志的人一定要有身份，有地位，有名望，有文采，只有这样，死者才有光彩。裴均儿子心目中的理想人选正是韦贯之。看来，裴均的老子远没有老爹聪明，不是脑袋被驴踢了，就是被们给挤了！你也不好好想想，当年，就是因为你爹，韦贯之好好的京官做不成了，一竿子被打到穷山恶水的巴州。让他给你那死鬼老爹写墓志铭，睡糊涂了吧，你！
其实，即使没有这档子事，韦贯之和裴均也尿不到一个壶里。因为，两个人，一个坚正，一个阴谲，明显是水火不相容、冰炭不同炉嘛！可是，裴均的儿子不懂这些，他只相信一样东西：钱。只要价码够高，买卖自然就做成了。因此，为了打动素有“坚正”美誉的韦贯之，裴均的儿子下了血本，他表示愿意拿出万匹绢缣作为润笔。但他的热脸结结实实的贴在了韦贯之的冷屁股上：他公开表示：裴均是左神策军中尉的干儿子，生前与阉人行迹太密，自己绝不会与这类人同流合污，我即使饿死，也不会给他写这篇墓志。
对此，我只能对裴均说一个字“该”。
时间能够冲淡很多东西，比如记忆，比如情绪。几年的光阴转瞬即逝，元和三年的策论案渐渐为人们所淡忘，裴垍也因为病重，辞去了相位。于是，李纯不失时机的将李吉甫调回了长安，并让其重登相位。在李纯和李吉甫看来，元和三年的策论案终于尘埃落定，事情到此也应该结束了。但事实上，他们错了，错的很离谱。时间的确能冲淡很多东西，但也有很多东西是冲不淡，也冲不走的，比如仇恨。
卷入策论案的三位举子中，皇甫湜因身上的名士气太重，屡遭贬逐，他一生的大部分光阴，不是出入幕府，就是沉沦下僚。但与他一同遭难的另外两人，牛僧孺和李宗闵，却成为未来官场的主角，长安的高门权贵，到处都有他们的踪影。还有，当年无辜受到牵连的考策官杨於陵，也有一个很出息的儿子，他的名字叫做杨嗣复，自然而言的，三人走到了一起，结成朋党，号称牛党。当然，那时的李吉甫已经化成一抔尘土，但很不巧，或者说很巧，李吉甫也有一个很争气的儿子，他的名字叫李德裕。既然如此，父债子还，天经地义，牛僧孺、李宗闵和杨嗣复组团向李德裕发起了攻击。李德裕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自然不甘示弱，你们会组团，难道我就不会？李德裕组成的这个团，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党”。除了李德裕，李党的骨干成员还有郑覃，以及那个写下过“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不朽名句的诗人李绅。从此，无是无非，无对无错的牛李党争成为那个时期的主旋律，被写进了晚唐史。晚唐，这位垂危的病人，就这样在日复一日的无休止的争吵中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