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出租车是在四五岁的时候。同院邻居病愈出院，从医院叫了辆出租车送到院子门口。车子是黑色的，窗户上有纱帘儿。妈妈跟着去接病人，感觉她从车上下来的时候很帅。下车之后妈妈还跟司机要票，司机从票夹子上扯下来两张交给她。
1994年从部队复员之后，手头宽裕了些，偶尔奢侈一把，也会打车。坐在出租车里那感受，真没坐公交舒服。眼睛紧紧地盯着计价器，每蹦一个字心头就缩紧一些。脑子里飞速运转，盘算司机是不是给自己绕路了。赶上堵车，车不动计价器动，那更是追悔莫及，恨自己为什么不坐公交。
后来有了黄色“面的”，大大方便了北京市民。十公里之内十块钱，堵车不蹦字儿，确实挺便宜。超过十公里就不是一块钱一公里了，好像变成了一公里一块六。所以我那时候打面的，眼看着表蹦到九点九公里了，交钱下车，再换一辆。
有一回下了车，又打了一辆面的，上车之后愣住了，还是刚才那个司机。刚才我下车之后，他开到前面掉了个头，又开回来了。我们两个人心照不宣，都明白怎么回事儿，当时我那叫一个尴尬，这一路一句话都没说，到地方赶紧交钱逃走。
没过几年，“面的”就停运了，说是影响首都的形象。用奔驰、宝马当出租车不影响形象，一公里不得要五块钱？谁坐得起呀！
北京跟上海的风土人情有很大的差异，这点从“的哥”身上就能体现出来，要不管“的哥”叫“都市名片”那。上海的“的哥”彬彬有礼，北京的“的哥”热情爽快。当然了，哪儿都有不合格的“的哥”。
有一回我到上海打车，说出要去的地名，司机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开车就走。到了地方给钱下车，他还是没抬眼皮，让人感觉很冷漠。其实人家做得也没错儿，把客人送到地方就行了，说那么多话干吗呀？客人兴许嫌烦呢。
北京也有个别“的哥”，号称“京都神侃”，甭管客人爱听不爱听，自顾自地说起来没完。赶上那一肚子牢骚的司机，你坐他车还得听他骂街，虽说没骂您，听着也别扭呀。
我还遇上过一个爱抬杠的司机。上车之后我们俩也不知怎么就聊到了摔跤，我跟北京摔跤界的人也挺熟，就跟他提了几个人。我说一个，这“的哥”骂一个，“他算什么呀？跟我哥们儿比差远了。”
说得我这脸上实在挂不住了，我当时身体还算强壮，也学过那么两下儿，初生牛犊不怕虎，跟司机说，“你拉我找您那哥们儿，我跟他比划比划去。”估计司机就不认识摔跤的，跟我说了，“我还得拉活那，没工夫。”我说：“车钱我照付！”
这哥们傻眼了，想求我下车吧，又抹不开面子。开车带着我四九城的兜圈子，找会摔跤的人。我那时候也没什么正经事儿，就跟着他满北京城跑。后来他上了京通高速，一边开车一边假装打电话，意思是让那边多准备几个人，好好教训教训我。我已经看出来了，他这是吓唬我那，我根本不搭理他。
这哥们儿开车带我进了一个空院子，他说进屋去找人，把我一个人留在车上。估计他是想给我机会让我逃跑，我铁了心了，今天就要较这个劲，就算挨顿揍也不跑。过了十分钟那哥们儿从屋里出来了。我弄明白了，那是他们出租公司，他进去求援，没人帮他。
他又开车拉我回了城里。这回他用上了苦肉计，用话激我，想让我动手打他。我才不干那傻事呢，打他我就违法了。车走到长安街上，警察把我们给拦住了。原来他实在不知道怎么对付我了，偷着用车上的报警装备报了警。
警察把我请下车，这场持久战才算结束。人家警察了解完情况，也没让我给车钱，还帮我拦了辆车。那哥们儿只能认倒霉，两百多块的活儿白拉。
有句老话儿叫“顺情说好话”，这绝不是教人油滑。该较真儿的地方一定要较真儿，但是像我跟那出租司机似的，谁也不认识谁，因为挨不着的事儿抬杠，就太没有必要了。
如果我们俩人说话的时候都注意对方的感受，“的哥”不至于一下午一分钱没挣着，我也不至于几个小时窝在出租车里度过。
这叫什么呀？就叫吃饱了撑的。
也搭着那时候年轻气盛。现在遇到态度不好的的哥，我才不跟他计较呢，真动手也打不过人家呀！现在混得脸熟了，很多司机都能认出我来，聊得跟一家人似的。
有一回打车还碰到个快板儿爱好者，车上放着竹板儿，等活儿的时候就拿出来打两下儿。我抄起竹板给他示范开了，马路上所有司机的目光都聚集到我们这辆车上，因为快板儿声传出好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