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二年九月初一，乾东五所之二所。
汤若望很是恭谨的坐在炕下的宫凳之上，丝毫没有懈怠，脑子里飞快的旋转，思索如何给面前的提问者一个满意的答复。昨日刚刚“奉旨校阅八旗”回来的弘毅，也是做在炕上一脸正色，等着自己期待的那份答案。
“贝勒爷，这火炮、鸟枪以及火药的造办工艺，中国也有描述，而且也是详尽，如前明儒将茅元仪所著《武备志》中《军资乘》就有关于配制火药和造用火器的论述。不过于细节之处还嫌太过笼统，现如今火器制造也依赖于工匠师徒之间言传身教、口口相传，所以在性能上的确不如西洋精确到位。”汤若望终于开口说话。
“嗯，老玛法说的很对。如此说来，要是将西洋化学等学科尽早引入中国，引领标准化制造，可否？”弘毅点头称是，继续问道。
“化学？标准化制造？”汤若望重复了两个自己没有听说过的名词。
“嗯，呵呵，化学就是chimiques！至于标准化制造嘛，估计现在的欧罗巴各色语言中也买有这个词汇呢！你只要记得我大清火器制造，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无论是在火药配置、枪管炮筒铸造，还是零件打磨，无论换了哪一个工匠来造办，出来的火器都是一个样子，而且，从任何一件火器上取下任何一个零件，都能在另外任何一件火器上使用如常，这就是标准化制造！”
对于“化学”这个专用名词，弘毅适时来了一句法语，要知道，作为国际政治专业的本科生，在校期间曾弘毅可是自学了不少法语作为“二外”，个别单词实在是不在话下。
“哦，奴仆明白了！”汤若望虽然心下又是一番大大的惊奇，但也是见怪不怪了。天主的使者，任何奇异都是自然。
“我看，你可以将在华的诸多教士详细排布，看看有没有善于教习的，请入京师，在火器营官署设立火器教习研究院，然后在京师八旗子弟中招募数十名聪敏灵巧之学童，按照西洋学校的模式，从数学、化学、物理、天文、气象等等基础常识开始入手，慢慢教授，假以时日，可以成才。”
“这些科目，奴仆还有些不明所以……”
看到汤若望一脸的茫然，这才提醒弘毅，自己刚才说的这些个名次，都是数百年之后西学东渐以来才形成的，很多还是借鉴了日语词汇，也难怪汤若望不知所谓。
“哈哈，是我疏忽了，这些课程分别是……”弘毅有些费力的凭着扔了十多年的大学英语六级词汇量勉勉强强翻译了一遍，摸着脑门上的汗水，弘毅格外思念学英语口译方向的小艾了！
“哦，奴仆有些明白了！”
“老玛法，其实你在前明时就编纂了那一本重典，叫做《火攻挈要》，也可作为火器教习研究院的基本教材，只是还要不断更新，不能比欧罗巴最新技术差距太远！还有你的那本《坤舆格致》，也可作为地理、冶炼两科的教材来用。呵呵，老玛法的著作等身，实乃是大清之幸呀！”
“奴仆谢过贝勒爷信赖！”汤若望已经有些得遇知音的感动了，泪眼汪汪的回道。
“不过，大清入关之后，老玛法为何再也没有什么著作面世了呢？”弘毅突然话锋一转，竟把汤若望问的神情恍惚起来。
“老玛法可知道明末教士熊三拔[1]为何被徐光启[2]所诟病吗？”弘毅幽幽说道。
“啊！奴仆绝无自得之意呀，还请贝勒爷明鉴！”汤若望十分着急，差一点就跪下了！
原来，明代传教士在中国输入宗教和科学，传播科学并不比宗教少，因为中国人需要科学知识，只谈宗教不能得到士大夫的尊信。清代前期的传教士却很少谈科学（除一些天文历法），这是因为汉人不敢接近西洋人，传教士失去士大夫的支持，宗教也就遭到满族统治者的压迫，不能像明末那样顺利发展。而在当时来华的传教士的科学素养并不比明朝中国的学者高明多少。
16世纪欧洲思想界的主导因素依然是神学，科学依然处于裨女的地位。耶稣会兴办教育的目的也只是让传教士掌握必要的知识以论证上帝的存在。《几何原本》的传播就是很好的例子。《几何原本》最为精彩的地方就在于它严密的逻辑体系，传教士学习《原本》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这种形式逻辑运用的宗教论证中。在传教士眼里科学仅仅只是一种感悟上帝的手段。
明代的传教士利玛窦[3]，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正如他在《中国札记》中所说:“于天主教的信仰奥秘相比，那（科学）真是雕虫小技而已。”
利玛窦之后，另一位中国教区的会长龙华民，甚至直接把科学排除到传教士的言行之外。可见，传教士对科技的认识远远没有达到徐光启的水平。利马窦死后，澳门教会当局借口应以传教为根本，不准传教士散播科学。当熊三拔在徐光启要求合译《泰西水法》时就表现出心不在焉，使徐光启很不满意，说“可以窥见其人”。利玛窦的成功经历，使传教士们认识到，要想在中国传教成功，必须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并尊重中国人敬天、祭祖、祀孔的礼仪习俗，而“最善之法莫若以学术收揽人心”。于是来华传教士大都是当时西方的饱学之士，在科学上有着较高的造诣，以宣传西方的科学文明作为传教的重要手段。然而在满清统治下，“从1644年到1663年，汤若望再没有创造性的著述。”【语出尚智丛所著《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
“老玛法，你误会了我的意思。耶稣会要想在华夏广播福音，就必须拿出一些真东西来，让中华臣民知道世界潮流的大势才好！”弘毅语重心长的说。
“奴仆谢过贝勒爷点播！”汤若望似有所悟的施礼答道。
“老玛法，我知道你敬重于我，但是千万不要再自称奴仆了，要知道，在大清，连自称奴才也是一种待遇，而且是我皇阿玛才能赐予的一种极高的待遇，你我之间，还是不要如此客气了！”弘毅顺便给了一点建议。
“哦，是是是，奴……老臣明白了，多谢贝勒爷提醒！”轮到汤若望擦汗了。
“好，这火器教习研究院，我的意思是，假以时日，请老玛法将他建成我大清第一所专门学院，也就是西洋的college【学院】，而后，我们还会建立university【大学】，自然包括传播圣音的seminary【神学院】！”
“老臣谢过天主圣使、大清第一贝勒爷！”汤若望再也掩饰不住激动，倒头便拜，还自作主张给弘毅增加了几个吓死人不偿命的封号。其实，17世纪中叶的英语虽然还有大量上古英语的词汇，但是词根却是极其相似，眼前这位圣使的几个英文单词，汤若望稍加领会也就明白无误了。
“快快请起，老玛法，此事还需要你来写出一个疏奏，会同安郡王那边知晓，然后一同上凑皇阿玛才好。”
“老臣明白！”
“上疏中还一定要说明现在的火器造办使用人才匮乏，而将来的炮手炮兵，必须是有着一技之长的，而这些专长，只能通过数年如一日的学习才能掌握。缜密思之，这火器储备、转运、使用、阵战之法、野战之策，甚至还要逆向思维，如何抵挡火器伤害、如何有效战伤救护、如何海陆攻守兼备，等等诸多杂项，老玛法一定要详细筹划，不光要参照欧罗巴现有成例，还要敢于大胆创新……
再者，这件事情我也和范承谟师傅说过，他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十分明白，但是，我告诉他，这些专门学徒也一样要研习孔孟之道，称之为国学。他果然欣然应允！而这国学的教材，正好可以用上你们正在编写的那一本《国学与西学》！”弘毅娓娓道来，一副志得意满、步步为营的得意。
“老臣真是佩服贝勒爷的神机妙算！”汤若望也是喜出望外，真心实意拍了拍小家伙的马屁。
“对了，老玛法，那荷兰人要求通商之事，你的意思是……”弘毅突然转移话题，仔细观察洋老头神情的细微变化。果然，汤若望神色一怔，有些不太自然的回道：
“老臣建议皇上，着荷兰国八年一次来朝，员役不过百人，止令二十人到京，所携货物在馆交易，不得于广东海上私自货卖……”[4]
“其实，此事可以有更好地解决办法，不过暂时如此也罢。”弘毅也没有再继续说什么，心中却已经有了明确的打算。两人心照不宣的继续讨论着设立火器教习研究院的具体细节。
按照弘毅的意见，要教习满蒙汉八旗子弟，掌管宗人府的安郡王岳乐还亲自征询了皇太后的意见，听说虽是学习火器技艺，但是更要学习弓马骑射，而且还是自己的皇孙玄烨力主推行的，皇太后这边才勉强答应下来。于是，按照皇帝的意见，大清火器营“火器教习研究院”在景山北麓正式开工兴建。
与此同时，一份简要的招生简章也在京师贵族子弟中迅速传开。大体意思是：根据火器使用的基本规律，按照大清皇帝旨意，拟在京师年满七岁、不足十岁的八旗子弟中，招收火器学徒第一期三十人，满蒙汉各十人，同天子门生。入学考试为三科：骑射、算术、国学。学制十二年，前六年通学各科，后六年根据成绩和志向分学火炮、枪械制造或使用等。学业期满，考核合格的，可直接入火器营，授正六品蓝翎长或蓝翎侍卫，戴鶡鸟尾羽。自明年起，每年只招募时龄七岁的幼童……
这一消息可谓立即引发轩然大波。要知道，一方面，这几日京师内外、三军上下，都在传说紫禁城内的多罗贝勒玄烨可是“金乌下凡”，自然十分善于运用火器，而这火器一经小皇子调教，立即威力大增，堪为神器！另一方面，很多普通旗人，拼杀一生，到头来，最高也不过得了个正七品的把总而已，更多的就是不入流的领催、百长、吏目、土目之类的。假若自己的儿孙好吃好喝十二年下来，不仅仅是天子门生，而且一下子就能授个正六品的官职，那不亚于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于是，各色人物都开始打探相关消息，连以往有些冷清的南堂，也开始车水马龙，弄得汤若望好一个洋洋自得。甚至连东二所的佐领太监梁功都诚惶诚恐的禀告玄烨，说自己连续得了好几个银包，都是王公大臣要他在小爷面前多多美言谁家的公子如何优异，谁家的少爷天生爱武，等等。这让弘毅哭笑不得，也只是严令小功子将银包送交十三衙门充公，不得私自存留。
最后，吏部不得不在皇帝的严旨之下，刊行了《大清火器营火器教习研究院招生律例》，明确规定了贿赂执事官员谋取子孙入学的八项劣迹，以及相应的惩处办法，并且实实在在惩处了几个顶风作案的八旗族人，这才让京城各色人等为了子弟入学而进行的暗箱操作有所收敛。
[1]熊三拔，意大利传教士，研究西方水利科学的行家。1606年来华，同年到北京协助利玛窦工作。1611年，在修订过《几何原本》前六卷之后，徐光启曾请教熊三拔作《简平仪说》。熊三拔是一个文学造诣很高的传教士，擅绘画，通建筑和宗教的密传学说。熊三拔的成长故事和利玛窦非常相似。在熊三拔启程前往中国的时候，他的爷爷给孙子写了一封信：无论去哪里，都要小心，要带着责任去中国。1611年，在修订过《几何原本》前六卷之后，徐光启曾请教熊三拔作《简平仪说》，之后在序言中他说：“仪为有纲熊先生所手创……熊子以为少，未肯传，余固请行之，为言历嚆矢焉。”1612年，徐光启又请教熊三拔作《泰西水法》，之后在序言中也说：“迄余服阕趋朝，而先生已长逝矣。间以请于熊先生，唯唯者久之，察其心神，殆无吝色也，而顾有怍色。余因私揣焉：无吝啬者，诸君子讲学论道所求者，亡非福国庇民，矧兹土苴以为人，岂不视犹敝蓰哉！有怍色者，深恐此法盛传，天下后世见视以公输墨翟，即非其数万里东来，捐顶踵，冒危难，牖世兼善之意耳？”由此，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上面所说的问题，即如果不是熊三拔自私的话，那一定是龙华民禁止传手下向国人传播西方科技的原因。而说熊三拔自私，还能帮助徐光启写就《简平仪说》和《泰西水法》两书——特别是《泰西水法》有六卷之多，还能帮助五官正周子愚写成《表度说》，也是不太能够成立的。
[2]徐光启（1562年4月24日－1633年11月10日），字子先，号玄扈，教名保禄，汉族，明朝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人，中国明末数学和科学家、农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少保，谥文定。徐光启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之一，是上海地区最早的天主教徒，被称为“圣教三柱石”之首。
[3]利玛窦（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神父、传教士、学者。1583年（明神宗万历十一年）来到中国居住。其原名中文直译为马泰奥·里奇，利玛窦是他的汉名，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在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称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4]正史中顺治十二年八月，清廷的确下旨准许荷兰国货物在广州馆内贸易，不准于广东海上私自交易。而这一决定也确实听从了葡萄牙一直支持的耶稣会的教士汤若望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