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庾亮让宋祎将武昌极乐楼在邾城开设了一家分店，以为风媒，随时了解当今天下的五胡动态。
樊峻还在武昌等待毛宝和寻找爱女樊晚霞，将邾城防务都交给毛穆之代管。毛穆之见是庾征西授意，也很快就同意了。邾城的极乐楼很快就开张了.
老板娘是宋祎指派的东晋名臣护军长史范坚的女儿范雪珍。那范坚因得罪权贵，在苏峻之乱被平定后不久就被认定犯了死罪，被构陷下狱，准备处决。其女乞恩辞求，自没为奚官（即养马的役人）的奴婢，以赎父命。在当时，奚官奴实际上就是营ji。岂知其父范坚在几年后依旧病故，范雪珍因自己已经坠入风尘，早已和家人断了联系。宋祎发现其悲惨遭遇后，收入自己武昌的极乐楼担任头牌。
这营ji，即中国古代的军中weian妇，这一制度的始作俑者为西汉武帝，他是个具有雄才大略、好大喜功的皇帝，他对外连年征讨，用兵很多，所以如何稳定军心、提高士气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设营ji就是这方面的措施之一。从汉武帝及其之后直到唐宋的历代统治者看来，设置营ji，让士兵们共同享用、平均faxiexingyu为比较好的激励将士的方法之一。三国时期夏侯淳征孙权有功，曹操曾赐给他“ji乐名chang”，于军中享用）。
那范雪珍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在武昌极乐楼时就艳名远播。宋祎有意栽培她，让她来邾城独挡一面。此时范雪珍还不到三十岁，长相年轻貌美，因此成为两晋年间与宋祎、陈归女、苏小小齐名的四大著名艺ji。一时间江北直到襄阳的名人雅士、蛮夷高层都纷纷慕名前来，邾城极乐楼门庭若市。
而我父亲陶茂此时，受命恢复的废弃二十多年的武昌夷市，乃是湘州和浔阳等地的五溪蛮向来都十分看中的颇具本民族特色的集市。
这夷市乃是五溪蛮的祖先扬越所创，相传在公元前540年左右的三月桃汛季节，春秋时期的鄂君子皙（楚国在鄂邑的封君，其封地也就是东晋时期的武昌郡），身着长袖“斑丽褂衽”，且披着五彩斑斓的绣被，坐在一条富丽堂皇的刻有青鸟的游船上，泛舟于新波（今鄂州梁子湖）荡漾的水面之上，听见一位掌管船楫的扬越女青年为他在拥桨歌唱，歌声委婉动听。鄂君子很感动，但就是听不懂她在唱些什么。于是鄂君子招来了一位翻译，让他将划船女子的歌词翻译成楚国话。这就是后世闻名的《越人歌》，歌词如下：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今夜是什么夜呀，摇舟在河中间。今日是什么日子呀，我能够和王子同船。害羞的不好意思呀，只要是被喜欢，也不会计较别人的耻骂呀，心烦意乱情难断呀，怎么能够使王子知道我的心思?山上的树啊有枝(知了)，心里喜欢君呀君不知。）
鄂君子皙听明白歌词的意思后，立即走上前，拥抱了那位划船女子，并把绣花被盖到那人身上。于是楚国开始和扬越人交好，一部分扬越人帮助楚国人在铜绿山开采铜矿，而与之关系友善的鄂邑也成为制造铜镜的重要生产基地。
鄂君子皙死后数百年，其后代鄂君启开始成为战国时期楚怀王的一个封君兼巨贾的大官商。其手持的鄂君启节，计舟节二、车节三，共五枚。节面有铭文。启节铭文有“大司马邵(昭)易阝(阳)败晋币(师)于襄陵之(岁)”记载，可知为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之器。舟节铭文载：“屯三舟为[舟夸](舸)，五十[舟夸]。”车节铭文载：“车五十乘。”即规定鄂君启拥有车五十乘、船一百五十艘的庞大商队。车队、船队从鄂邑出发，可到达楚国各地，持有金节可“母(毋)政(征)”，享有免税的特权。惟马、牛、羊等例外，得由大府征税。同时，节文又规定：“母(毋)载金(铜)、革(皮革)、黾(竹箭)、箭。”可见当时军用物资是禁止出境的，反映了当时兼并战争的激烈。在时间上明确规定：“岁赢返。”即一年一往返，不得在外面长期停留。从启节上述各项规定看，说明进入战国后，楚国随着商业的发展，鄂邑在扬越人的帮助下已经建立起了夷市，但在商业管理上也是很具体严格的。
而在鄂邑活跃的扬越人及其先人三苗人(均为五溪蛮的祖先)和后来的楚人对大江对岸、大别山南水丰土沃之地的女王城也进行了历经数百年的经营。后来战国时期楚考烈王为体现其对灭国君民邾国臣民的优待，择女王城建新城与其居住。从公元前261年至前256年，楚国花费7年时间完成移入邾国臣民从山东到此地的首次迁徙安置，邾国臣民参与设计、劳作，将原邾城的优长改为更加坚固且高大。
到了汉代，包括铜仁一带的武陵郡，因地处武陵山区而得名，故这里的各个部族统称为“武陵蛮”;同时，因武陵山区发源有雄﹑樠﹑辰﹑酉﹑潕五条溪水﹐故又称这一带为五溪地区，“武陵蛮”也称为“五溪蛮”。这一蛮族实际上就是古代扬越人的延续。
武陵郡属汉王朝的边郡，因地处边远，农业粗放，织木皮为布，“寡畜产”，居民“赤髀横裙﹐以枲束发”，多居山壑﹐人烟稀少，部落分散，常称之为“蛮荒之地”。因此西汉时“德以怀柔”，赋税较轻，据《后汉书·南蛮传》记载，五溪蛮的廪君部民户出“賨布”(交纳赋税的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盘瓠部民“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板楯部民仅“岁入賨钱口四十”，均比内地(主要指中原地区)轻得多，其中板楯部的渠帅之罗、朴、昝、鄂、度、夕、龚七姓还被特准免输租赋。东汉初年，五溪地区“(地方)官府徭役失平﹐妄增租赋”，企图按照中原地区赋税加重赋额，并以暴力强令各部缴纳，激起各部族反抗。
建武二十三年(47年)，盘瓠部首领精夫相单程和南郡潳山部首领雷迁率领部众起义，攻打附近州县，“杀长吏﹐烧官府”，接连获胜。东汉统治者遂派武威将军刘尚发兵万余前往镇压。先平定潳山部，而后乘船溯沅水准备镇压盘瓠部，却因武陵“山深水疾，舟船不得上”，加上盘瓠单程探知官军粮少，且不知其道路，于是屯兵守险，刘尚粮食已尽，只好引军撤退。单程率部“缘路激战”，刘尚几乎全军覆没。翌年，单程率众攻下临沅(今沅陵)，朝廷为之震惊，随即派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带兵镇压，单程再度反抗胜利。于是，建武二十五年(49年)春，朝廷又增派伏波将军马援、中郎将刘匡、马武、孙水等，在临沅一举击退单程。但在马援进军沅水上游时，又遭单程阻截，加上水激行船困难，天气暑热，“士卒多疾死”，就连马援本人也病死军中。随之，朝廷屡次增派援兵，义军历经长期消耗，元气大伤，被迫请降。
建初三年(78年)，氵娄中蛮诸部覃儿健等聚众起义，连克零阳(湖南慈利)、作唐、孱陵(湘北一带)。次年，朝廷发兵镇压，覃儿健见官兵势大，欲请降收兵，朝廷不许，只好率众奋力抗战，不幸战死，余众退还氵娄中，积蓄力量。永元四年(92年)，潭戎等率氵娄中、澧中两部民众，“燔烧邮亭，杀略吏民”;永元十三年(101年)，巫郡蛮许圣等，又“以郡收税不均，怀怨恨”，聚兵起义;元初二年(115年)，澧中蛮再次以“郡县徭役失平，怀急恨”，率众二千起义;元初三年(116年)，氵娄中、澧中蛮四千，与零陵蛮千余人联合起义;永和元年(136年)，武陵太守上书朝廷，说蛮夷已顺服朝廷，“可比汉人增其租赋”。是年冬，民怨四起，氵娄中、澧中蛮“争贡布非旧约，遂杀乡吏，聚众反”，并于次年春围攻充城(湖南大庸西)、夷道(湖北宜都)，声势浩大。
元嘉元年(151年)，武陵蛮詹山等聚众四千起义，攻入县城，活捉县令，押至深山拘禁，声震朝廷内外。朝廷派兵围歼，久攻不下，转而招降。直至永兴元年(153年)，太守亲自出面招降，詹山等义军被迫归从。正如闻韶乐诗云:“东汉元嘉烽火起，武陵蛮众聚深山。詹山领导四千士，起义蛮军聒噪连。攻邑拘执县令去，作为人质在深山。朝廷派遣窦将领，率众连攻又败还。东汉永兴更太守，往招应奉抚詹山”。
延熹三年(160)武陵蛮六千人再度进攻江陵，迫使荆州剌史刘度、谒者马睦、南郡太守李肃分别弃城而逃。朝廷以车骑将军冯绲征讨武陵义军。义军被迫一时“降散”，当官军还朝后，武陵蛮义军又发起进攻桂阳(湖南彬县)，太守廖祈仓惶逃走。继而又围攻武陵郡城，最终被太守陈奉率兵击破。
中平三年(186年)，武陵蛮再次起义，“掠郡界”，次年方平息。整个东汉近200余年，五溪地区各部族反抗压迫与剥削的起义斗争，一直起伏不断，虽然屡遭镇压，然而迫使统治者疲于奔命，不同程度地动摇了包括铜仁在内的整个五溪流域的反动统治，在减轻赋税、徭役和阶级统治上争取了一定的胜利。
到了三国时期，五溪蛮夷继续着反抗封建割据政权的斗争。蜀汉章武元年(221年)七月，刘备帅军伐吴。吴将陆议、李异、刘阿等屯兵于巫、秭归。当蜀军吴班、冯习攻破巫守军李异而进军秭归时，武陵蛮夷各族主动遣使请兵。翌年二月，刘备特派侍中马良前往安慰五溪各族，深得五溪民族的拥护和支持。但却遭到东吴的忌恨。
孙吴黄武年间(222-229年)，五溪蛮夷不满新建孙吴政权的统治，举起义旗围攻城邑。当半数义军进城以后，黄盖领兵反击，斩首数百，捕捉数千。凡捕捉者，对其“魁首”予以诛杀，附从予以“赦之”，由春至夏方才平息。
永安六年(公元263年)，蜀并于魏，因武陵五溪夷与蜀接界，担心叛乱，便以钟离牧为平魏将军，领武陵太守。据《贵州通史》引《三国志·吴志·钟离牧传》:“‘魏遣汉复县(治今沿河自治县后坪)县长郭纯试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蜀迁陵界，屯于赤沙，诱致诸夷邑君，或起应纯，又进攻酉阳县’钟离牧征询部属意见，有人主张，‘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劳’，未被采纳。‘即率所领，晨夜进道，缘山险行，垂二千里，从塞上，斩恶民、怀异心者、魁帅百余人及支党凡千余级，纯等散，五溪平’”。说的是五溪诸族因投魏而惨遭孙吴斩首千余级，平定了五溪地区。
西晋武帝咸宁三年(公元277年)，五溪蛮内附朝廷。西晋怀帝永嘉初年(公元307年)，荆州都督派南平郡(治今湖北公安县)太守应詹，都南平、天门(治今湖南慈利县西)、武陵(治今湖南常德市)三郡。天门、武陵溪蛮一并造反，应詹讨伐他们，并与五溪蛮在战场上握手言和，互相结盟，其后各地大乱，惟独应詹管辖的境内得以保全。
到了公元311年（西晋永嘉五年），扬越人的后裔五溪蛮大牛人，也就是我的祖父陶侃任武昌太守时，于城东重新恢复古代的"夷市"，开通集贸；于城西植"官柳"。西山东麓建陶侃读书堂，兴儒学，并在堂前挖有"陶公井"，保证武昌郡的官方供水。此时的五溪蛮，不像其祖先扬越人那样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而是已经被汉族同化得差不多了。
后来陶侃外出征战时，夷市荒废。当时已经到了东晋成帝时期(325-342年)，五溪诸族不满于东晋地方统治，杜韬起兵反抗，得到各地蛮夷的纷纷响应。于是朝廷派荆州剌史领南蛮校尉陶侃前往镇压，实际上采取的就是以蛮治蛮的斗争策略。陶侃“遣谘议参军张诞，讨五溪夷”。杜韬遣王贡联合五溪各部，欲阻截陶侃进军，双方战争极其惨烈，杜韬在史书记载中失踪了，而王贡虽一度动摇生叛变，但最终还是与官兵斗得两败俱伤，战死疆场。杜韬起义军的主力被陶侃官军剿灭。
这次庾亮让我父亲陶茂恢复废弃二十多年的武昌夷市，其目的乃是以蛮治蛮，运用我陶家的扬越后裔五溪蛮身份，以互通有无的方式打探五溪蛮和西阳蛮等少数民族的最新动态。目前这里已经入驻很多商贩，生意兴隆，每天从早到晚，叫卖声不绝于耳。
很快地，这两大情报系统就通过飞鸽向庾亮的武昌征西幕府传来同样的消息：东晋咸康五年（公元339年）这一年上半年，前燕军师慕容评、广威将军慕容军、折冲将军慕舆根、荡寇将军慕舆泥偷袭石赵帝国的辽西地区，俘获一千多户人家而去。
庾亮开始大喜，认为羯赵接二连三败于前燕，近期应该没有南下东晋之意。因此没有继续留在武昌城，而是返回东晋都城建康休息了几日。
而在此之前，王羲之送殷浩到建康，两人就各走各的路了。前文提到，王羲之自己在此见到了曾经的恋人周莹，唏嘘感概一番之时，殷浩已经按照与王胡之、桓温的约定，折道向东去了会稽郡山阴县的东山守墓，而王羲之则准备替桓温代行琅琊内史之职。这东晋成帝司马衍时期的琅琊郡，并非琅琊王家的发源地，不在现在的山东，而是一个侨郡，在东晋首都建康下面的江乘县。因此王羲之代理职务之前，还是要去建康乌衣巷姨父王导的丞相府去拜望一下他老人家。王导本身也很喜欢这个远房侄儿。在我祖父陶侃刚刚去世之时，王导曾经请求王羲之加入自己的阵营，晚年的王导一直哀叹王氏子孙不争气，他给身居会稽的王羲之写信中，经常提到子侄辈无能，他说：“虎猪王彭之（虎豘）、虎牛王彪之（虎犊）（二人分别为王导堂弟王彬的长子和次子，为王羲之的亲堂兄弟），真跟他们的小名那样，象个笨猪、笨牛一般！”希望看上去有些出息的王允之和王羲之等辈能为琅琊王家争口气，但是，他的恳请却被王羲之发下誓言，坚决予以拒绝，理由是：不愿意在朝中做官。然而，王羲之朝中大官不做，却远赴武昌，做了与王导对立的庾亮的长史。根据史料分析，王羲之背弃王导的主要理由应该是王导主政建康，需要有武力作为后盾，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王导却毫无原则地重用一切武人，并且，无视朝廷的规矩加以使用，这不仅在王导的政敌眼里感到难以接受，而且，即便是本来属于王导身边的士大夫、或者中立派人士，也都感到不能容忍，到后来，甚至王氏家族的人（包括王羲之）也都不看不惯王导的做法，而加入到他的政敌庾亮的阵营。当然还有两层原因，其一应该是王导、王敦兄弟对王羲之的父亲王旷的去向一直不管不顾，令人寒心！其二应该是庾亮的思想性格与王羲之比较投缘，庾亮对王羲之的赏识。东晋玄风炽盛，但一般士人不同于王导的“无为而治”，依旧还是“玄礼双修”，庾亮即是其中的典型。《晋书·庾亮传》称他仪表出众、稳重严肃、不轻举止，天生喜欢《庄子》、《老子》，但又提倡“玄礼双修”，。王羲之的思想倾向也是“玄礼双修”。
往事不再提了，就说琅琊王家的这两位亲友再次重逢，不免又聊了很多。自去年六月开始，王导被晋成帝司马衍拜为丞相。至此，东晋门阀政治形成了王导、郗鉴、庾亮三巨头共同主政的局面。王导在京城建康（今江苏南京）主持中枢；郗鉴镇京口（今江苏镇江），挟制下游；庾亮镇武昌（今湖北鄂州），控制上游。三巨头相互争斗又相互牵制。王羲之此时不仅是王导的从子，庾亮的部下，更是郗鉴的佳婿，这种特殊的身份很难处置与他们的关系。但是王导此时已经没有再为同宗的王羲之背弃自己、投靠政敌庾亮而呵斥责备。王羲之此次虽然以庾亮幕僚身份东下，却是受朝廷指派代理桓温的琅琊内史一职。要知道这里可是琅琊王氏的侨郡呀，王羲之代理此职，也算是琅琊王家光耀门楣的意见大事。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王导故意让王羲之聊起去武昌和庾亮初次见面的情景，王羲之于是就把前文提到的武昌南楼的那次见面详细地叙述了一遍，王导听罢，醋意大发，酸溜溜地说道：“庾元规身为国舅，在苏峻之乱之前一直都是一个偏执的自大狂。想必经过这些年的磨练，对待你们这些新来的下属以及陶侃的旧部，那庾元规的风度应该多少有些低调吧！”王羲之回答：“依侄儿所见，庾元规早已降尊纡贵，他那些北方高门的高雅情调，似乎只有寄情山水之情还存在。”王导听罢一阵冷笑。
......